钟表不仅是计时工具，也是整合和控制人类行动的手段

    作者: 胡泳

    钟表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实际上它在工业革命时代是非常主要的发明。从科技发明史上看，钟表被发明的过程很有趣。最早的钟表是 12 世纪由欧洲的天主教修士发明的。天主教有一个修士组织叫“本笃会”，在天主教被马丁•路德改革以前，它是非常繁文缛节的，这些修士每天要做七段祈祷。为了对他们一天七段的祈祷仪式作精确的计时，本笃会修士发明了钟表，而事实上钟表也确实使他们的宗教生活规律化了。但是，钟表发明以后，有一个从未被预料到的事实。修士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钟表不仅是一种计时的工具，也是整合和控制人类行动的手段。

    14 世纪中叶，钟表从修道院的深宅大院走出来，流传到世俗社会。那时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威尼斯的航海贸易已逐渐发达。钟表给工人和商人的生活制造了一种有条不紊的规律性，所以这一发明对世界的影响无法预计。有了它，才会有今天的固定生产流程、固定工作时间以及由此产生的标准化产品。现在，蓝领和白领工人定时上下班，并在固定时间里生产出产品和服务，这构成了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在此之前的农业社会，对时间并无苛刻要求，只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钟表的发明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大有联系。

    从上述的发明故事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深刻的矛盾: 发明钟表的人试图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祈祷上帝、敬奉上帝，但这一技术对于那些完全把自己敬奉给金钱的人反而发挥了最大的效力。这是当年的修道士想不到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意外地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这颇令人吃惊，因为在一般历史学家眼中，是新教徒在工业、贸易和银行业中扮演了领先者的角色。在这方面，存在很多明显的证据: 在法国和德国的制造业中心，雇主通常是新教徒，而天主教徒多是雇员。在瑞士，新教州当时是出口商品的制造业中心，而天主教州主要是农业区。英格兰到 16 世纪末绝大多数人口已是新教徒，其中的不信国教者在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中格外活跃，在工厂和锻铁工场尤有影响。

    对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最有力的阐释者当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堪称影响最大和引起争论最多的学术论著之一。韦伯的核心观点是，新教是通过确定和支持日常行为的伦理促进商业成功的。这种伦理的一个重要层面即是: 重视时间。

    从时钟和手表的使用和向农村地区的推广看，英国和荷兰远比天主教国家先进得多。即使在法国这样的天主教地区，大多数钟表制造者也是新教徒。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认为，没有什么比时间的敏感性更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城市化”了，它包含著价值观和品位的迅速传播。在 18 世纪的英国，对节约时间的重视可以从两方面很清楚地观察到:（1）对了解时间的热切兴趣;（2）对运输速度的强调。

    英国是当时世界领先的计时器生产国和消费国，他们所生产的计时器质地优良、成本昂贵，同时又批量生产、廉价销售，必要时采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促销。还有人偷盗计时器，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如果你买不起一只新表，你可以从一名销赃者手中买上一只旧的。没钱然而正直的人若想拥有一只怀表，会大家一起凑钱买，然后抽签决定谁有享用它的权利。

    马车客运业对这种时间敏感性做出了反应: 时间表精细到以分钟安排，到站和转乘车次的时间经过精密计算; 车夫是否遵守时间表受到核查; 重视速度胜过舒适，累死了许许多多的马匹。而法国的情形同英国恰恰相反: 法国政府限制马车速度，而且为了保护道路，要求使用行驶起来沉重而又缓慢的宽缘车轮。乘客们显然不在乎。他们喜欢省钱甚于节省时间，并正确地发现，速度和舒适是一对矛盾。

    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英国社会的能量和繁忙不仅可用其物质成就来衡量，而且还能够用价值观来衡量。“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一点一点深入人心，对时间的重视反映了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计量时间不是别的，就是在计量变化速度。

    作为时间测量仪器的钟表，其制造技术不断发展，而这样的知识曾经长期是欧洲的绝对垄断（马嘎尔尼第一次使华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就有精致的手表）。除了欧洲人，谁也不能制造出这种仪器或者完成各种依赖精确计时的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是海上经度的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