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海上霸权的经度之谜

纬度由自然规律决定，确定纬度就和孩子们做游戏一样简单: 任何一个称职的水手都可以根据白昼的长度、太阳或者地平线上人们熟悉的恒星的高度测出纬度。相比之下，确定经度，尤其是在海上，却是 18 世纪最让人恼火的科学难题。这一问题曾使一些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人都束手无策。伽利略、卡西尼、惠更斯、牛顿和哈雷等天文学家全都试图求助于月亮和星星，以解决经度问题。为了通过天文观测测定经度，巴黎、伦敦和柏林都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天文台。

为什么经度的测定如此重要？因为它对航海者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即使是最好的水手，一旦见不到陆地，也会迷失方向。再伟大的船长，也逃脱不了这种厄运，从伽马到巴尔沃亚，从麦哲伦到德雷克爵士，他们所到达的“目的地”都由不得他们的意愿，更多的只能归因于上帝的庇佑。一旦陆地从地平线消失，海员们只能自始至终摸索前进，船只由于失去经度而失事的事件大量发生。在海员们能测定经度之前，历史一页又一页地记载著航海中的死亡故事。

在 1707 年 10 月 22 日的一个多雾之夜，英国海军上将克洛迪斯利•肖威尔爵士（Sir Clowdisley Shovel）在战胜了地中海的法国舰队后从直布罗陀胜利返航的途中，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舰队在离英格兰西南端大约 20 英里的锡利群岛（Scilly Isles）附近测错了经度。五艘战舰中有四艘触礁沉没，2,000 名海员葬身鱼腹，只有两个人被活著冲到岸上。其中有一个就是克洛迪斯利爵士本人，而他的命运甚至更惨: 当上将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沙滩上时，当地的一个赶海女人发现了他，并看上了他手指上的绿宝石戒指。她毫不费力地把上将杀害了。相信上将死前一定会后悔他 24 小时前所作的其海军生涯中最错误的决定: 一个海员曾来到上将面前，说他在雾蒙蒙的航程中一直估算著舰队的位置，感觉舰队触礁的危险性很大。这位不知名的海员当然知道，皇家海军禁止下级破坏导航。果真，上将以临危叛乱的罪名将他处以绞刑。

除了船体触礁，由于不知道经度，长途航行的时间变得更长，也会夺去海员的生命。例如，海员们会因长期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而感染坏血症; 或者，航船找不到有淡水的岛屿，在抵达陆地之前船员焦渴而死。这种种悲惨状况令英国著名的日记作者、曾在皇家海军担任文官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写道: “在航行中没有出现更多的惨祸和不幸，纯属侥幸，全靠上帝的恩典、运气，还有大海的广阔。毕竟，不触礁的可能性比触礁的可能性大。”

经度不仅事关成千上万海员的生命，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各国漂在海上的财富日见其多，在不明经度的情况下，经济上也受到了巨大影响。由于只能根据纬度进行导航，远洋船只汇聚在几条窄罩安全航道上航行，捕鲸船、商船、战舰以及海盗船在交通紧张的航线上挤作一团，彼此之间还进行掠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诸国的君主们都曾在经度的故事里扮演角色，著名的有英国的乔治三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据说，法王路易十四在依据精确的经度测量而修订的地图前面曾抱怨说，他输给他的天文学家的领土，比输给他的敌人的还要多。

1714 年，英国政府悬赏 2 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万美元）征求测定经度的实用可行方法。应者如云，无数江湖术士都言之凿凿地提出许多眩人的建议，以至于“经度的测定”一词很快成为“努力做不可能做成的事”的代名词。在《格列佛游记》中，有人让好船长格列佛把自己想象成长生不老的人，于是他期望能有缘目睹彗星的回归、汹涌的大河变成小溪和“经度的测定、永动机、万能药及其他美妙绝伦的发明”。谁也没有想到，最终的折桂者是约克郡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无名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出身低微但智力超群的哈里森独树一帜，大胆地想象用机械方法解决问题─即通过精确的计时装置，把真实的时间从船出发的港口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遥远的角落。

这种方法背后的逻辑是，经度的测量与时间相关。在海上确定经度，一个人在同一时间里，不但要知道船上的时间，而且还要知道出发的港口或已知经度的其他地点的时间，两下里的钟表时间可以让导航员将时间的差异换算成地理的差距。因为地球在 24 小时内自转一周 360 度，每小时可以转 1/24 圈即 15 度，船只与目标地点的每一小时时差，就表示该船向东或向西航行了 15 度的经度距离。

哈里森完成了恐怕连牛顿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发明航海时计（chronometer）的传奇历程，在戴瓦•索贝尔（Dava Sobel）的《经度》一书中有著引人入胜的描写。一些史学家认为，哈里森的工作加速了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并因此成就了大英帝国的霸业─一个决定霸权兴衰的科学之谜经由他的手解开，再次提醒人们个人在历史中的奇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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