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imon Zadek

    通用电气公司（GE）CEO 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今年 5 月宣布，公司在绿色科技研发方面的支出将增加一倍。这决不是什么伟大的、杀身成仁的拯救地球之举，而是一个聪明商业决策的例证。伊梅尔特对此毫不隐讳，他说: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挣钱。” BP 公司的 CEO 约翰•布朗（John Browne）同样如此。BP 长期以来取得的商业成功与他在石油业防治气候变暖运动中扮演的领导角色是分不开的，这一成功有赖于公司改变以石油为业务重点的现有策略。

    BP、通用电气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性公司正在以这种方式做著那些长盛不衰的公司最拿手的事情: 通过提供迎合不断变化的社会预期和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来大获其利。这也正是企业应该遵守的标准。

    正如某些社会活动家和环保活跃人士辩称的那样，企业不能也不应该试图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也不应该把我们现有的所有问题都怪罪到它们头上，尽管它们往往有一定的责任。不应该要求能源公司对二氧化碳排放额度不足引起的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影响承担责任，虽然它们助长了这种需求。紧张的现代生活会导致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也不是食品企业的错，虽然事实证明营销含糖、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丰富的食品利润丰厚。一味批评，只会让我们看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不少衡量公司责任的现有标准都只关注短期问题。它们对公司社会报告的详尽程度只作狭隘的评估。或者，它们通过曝光消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试图让被点名的公司丢脸。这些标准也许有用，但它们只对去年发生的事情做事后的记录，反映了更加长久以前的商业决策的结果。对于公司的未来走向，以及它们在将不断变化的社会期望转化为适销的产品和服务方面表现出来的智慧，它们都无法提供清晰的洞察。

    这正是责任评级的不同之处。它不是要给企业贴上坏的或好的标签，而是要找出最精明的企业。这是一份商业排名，而非道德排名。它考察那些全球最大的企业，并提出如下问题: 它们知不知道如何通过回应穷人的需求来创造和开发有效的商业机会？它们知不知道如何通过投资环保的商业做法来挣取利润？简言之，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不断变化的世界带来的机会方面，它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国际投资界已经开始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已经认识到，能够有效管理自身所处社会及环境风险的公司，也将提升自身的长期市场价值。现任 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基金管理公司主席、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就是一位持这种观点的投资人士。今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在发布 AccountAbility 的报告《责任投资，大势所趋》（Mainstreaming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时候，戈尔说: “将社会和环境因素融入投资决策之中，今天在某些基金经理人和养老基金受托人看来可能还难以接受，但它无疑将成为明天成功的投资策略和做法的核心。”

    AccountAbility 与公司责任咨询机构 CSRnetwork 共同设计的这一排名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关注决定公司明天绩效的基本因素。道•琼斯可持续性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采用同样的视角，但它评比的对象是自己选择的一组企业。而责任评比考察的是《财富》世界 500 强中名列前 100 位的企业。

    这是责任评级第二年用于考察《财富》世界最大的 100 家企业。评级的结果令人鼓舞: 平均得分从去年的 24 分上升到了 32 分（总分为 100 分）。今年，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得分达到 40 分，而去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企业达到。但是，对于全球最大的企业来讲，这些数字仍然低得令人不安。领头企业和殿后企业之间的差距，使人对后者管理基础风险和新兴机遇的能力产生很大的疑问，虽然有些公司分数低下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公开报告，因为这是评分的根据。

    六项指标之中，三项广泛考察公司与外界的联系程度（即公开报告、保证、与利益相关者接触），另三项考察它们的内部运作（战略意图、治理、绩效管理）。三项内部指标的得分连续两年都高于外部指标。不过，今年得分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开披露方面的改善，即社会和环境业绩的正式审计水平和质量有所改善，以及更多公司走出家门、与非传统的利害关系群体进行接触。

    读者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排名前十位的公司中，有五家是对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有责任的能源生产商。另两家是汽车制造商，它们的业务也往往被指责为破坏环境。不过，这里有一个不尽合理的逻辑: 面临最严峻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公司，往往会首先著手考虑如何将风险转变为长期业务机遇。

    就地区之间的差异来看，欧洲继续处于领先地位。欧洲企业的平均得分是 40 分，而美国公司的平均得分只有 24 分─较去年 16 分的得分有显著提高，但仍然落后于亚洲对手 28 分的平均得分。美国公司在“与利益相关者接触”和“保证”两项指标上得分的落后最为明显。似乎很少有美国公司愿意接触它们的利益相关者，了解其关心的问题并共同设计解决方案，更少有公司愿意接受对其社会和环境业绩进行独立的评价。

    在遵守国际认可的劳工、人权及环境标准方面，欧洲公司的得分情况也较为领先。进入世界最大的 100 家公司的美国企业之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设计或实施了这些标准，而欧洲企业的这一比例为 88% 左右。美国公司在采用自愿的社会及环境报告和审计标准─例如 AA1000 保证标准（AA1000 Assurance Standard）─方面，也非常消极。

    一家公司在责任评比中的得分情况，反映了它有效处理不断出现的业务环境变化的能力。展望未来，两大因素可能相当重要。第一，全球性企业如何处理其飞速增长的中国业务？一大批试图培育自己全球品牌的崛起中的中国企业，将会对国际商业实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问题。对于围绕商业和人权等主题形成的脆弱共识，这种不断变幻的竞争环境将会起到巩固还是削弱的效果？一项值得期待的活动是，今年年底将在上海召开一次讨论这一主题的会议，这次会议由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组织共同举办。

    另一个值得期待的领域是，面临要求其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更多考虑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压力，金融界是否会做出回应？在某些领域，例如气候变化，已经出现了变革的迹象。比如，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首席理赔战略师瑞克•穆雷（Rick Murray）今年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评论说: “没有对气候变化给其业务带来的影响进行充分管理的公司，将不再是受我们欢又客户。”越来越多的银行，例如花旗集团（Citigroup）和荷兰银行（ABN Amro），正在走出自己绿色金融产品的狭小圈子，将社会和环境标准融入到其风险评估程序的核心部分。养老基金短缺日益引起的关注，将迫使政府确保投资者看重企业的长远绩效。伴随著投资者的规划视线变得更加长远，社会和环境因素对企业绩效的重要程度将日益增加。

    最先采取行动，根据新的社会和环境风险、机遇不断调整业务战略的公司是哪一家呢？这是值得观察的。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 不愿或者不能调整自身战略的公司，最终将被排挤出《财富》世界最大的 100 家公司之列。

    译者: 兰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