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泳

    地理大发现是欧洲人的一个巨大“传奇”。正是欧洲开启了 15 世纪的环球航行进程，开辟了对地球上遥远陆地的一个探险和殖民时代。从 1400 年开始的 200 年内，欧洲的地图绘制者笔下的各大陆地，宛如正在成长的胚胎，渐渐地由模糊的团状演变成今日我们熟悉的模样。如果你有幸见过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地图，你会看到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首都，出现在环状世界的正中央，这种所谓的“世界地图”对于航海人和旅行者来说全无实用价值。此后问世的地图，由于受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影响，开始较精确地勾勒出非洲北部地区和亚洲西部地区的轮廓，但仍无法明确显示非洲向南究竟延伸有多远，至于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则根本踪影难寻。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欧人第一次绘制了成形的世界地图，然后开始凭借枪与船规划这份地图。

    许多极为重要的地理发现，都是在令人惊愕的短暂时期内发生的。1492 年，哥伦布首次横渡大西洋。此后 30 年间，葡萄牙人远航，绕过好望角来到中国和日本。1521 年，人类首次横渡太平洋，完成了环绕地球一周的航海壮举。为了寻找新的空间，欧洲人不再用地中海－大陆观念、而是用海洋观念来看世界。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把地理大发现时代视为少数个人独立完成远洋先驱探险事业的时代。亨利王子、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想象力、勇气与决心，无疑构成了一种英雄主义。但是，他们的成就是建立在欧洲当时存有的知识、技能、资源和雄心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15～16 世纪的远洋探险和征服行动是 11 世纪以来欧洲内部孕育成熟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通过北欧海盗的航海探险、十字军的征战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人的商业活动，欧洲早已初步尝试扩张活动了。当然，靠暴力使一个社会服从于外国势力，这本身毫无任何新鲜之处，但 15 世纪开始的欧洲人外向拓展，却有著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政治势力在海洋范围上的扩张。伊比利亚半岛的种种特殊条件促成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中部一王国）在扩张主义运动中位居先驱者的地位，而在 1600 年后，其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崛起，将这一扩张过程持续发展，结果是在世界各大海洋形成了一个单一的航海体系，引发了欧洲人以控制海洋为基础、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所有大陆的进程。

    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并非偶然事件。当时，欧洲相对于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以及非洲和美洲的优势，基本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欧洲增长中的经济和欧洲人对贸易的一贯重视。根据布罗代尔的考察，欧洲在 13 世纪已开始从停滞状态向前挪动了。而 13 世纪的“因”还可以再往前推到 11 世纪，在那时使用水磨、风磨作为简单机械的动力，也可算是一次技术上的“小革命”。“在生产方面，在工农业生产率方面，以及在商业和市场扩展方面确实曾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步。”（布罗代尔: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3 卷，三联书店 1993 年版，632 页）因此，地理大发现乃是此前几个世纪物质生产率积累的结果。这种物质文明启发了欧洲人把眼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其次是欧洲内部的战争经历和政治抗争的经验，加上与穆斯林世界发生的时续时断的冲突，令欧洲的航海人和冒险家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自信和侵略性。甚至在将最后一批摩尔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开始在海外进行试探和发动攻击。伊比利亚地区存在著一帮只知道剑与马、战争与友谊、杀人的刺激和掠夺的欢乐的人，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其暴力嗜好被升华为骑士风范。这其中，海洋探险尤具特殊的价值和功绩，阿拉贡王国（位于西班牙东北部，15 世纪末与卡斯蒂利亚合并为西班牙王国）的国王海梅一世说: “占领一个上帝愿意设立在海洋上的王国，比占领三个陆地王国的价值更大。”国王的记事官甚至夸口说，没有国王的允许，任何鱼不得游水。同时，强烈的宗教信仰，根深蒂固地相信使异教徒改宗是上帝授予的使命，也引导著这些人投身于海外冒险活动。戴维 阿诺德说: “欧洲以外，当时几乎没有能将经济因素与宗教和文化方面自以为正当的意识相结合的国家，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正是这种结合，造就了欧洲人那种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成功的决心＇。”（《地理大发现》，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73 页）

    第三，欧洲人除了具有特别的动力以外，还产生了一种探索以及以理性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虽然迷信、幻想和服从既有权威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探究精神越来越大行其道，地理、航海和造船技术等方面的问题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一一得到解决。从 15 世纪末期起，地图绘制出现了重要的革新，主要是根据对太阳星辰的观察画出了纬度线。在 16 世纪，葡萄牙的地图绘制员，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欧洲第一流的，葡萄牙成为现代地图学的诞生地。虽然许多意义重大的航海辅助器材源自亚洲的航海世界，但欧洲人对来自外部的信息和技术的适应和发展能力，以及将其与自身航海经验相结合的能力，使他们决定性地战胜了亚洲。当时航海事业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船体设计和结构改良。根据布罗代尔的描述，在 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建成前一百年，欧洲的造船工艺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假如没有驾驭海洋的能力，欧洲人也许仍将继续孤守一隅，只能依靠本身的有限资源谋求发展。如托马斯 阿斯特利在《航海与旅行》中所说，“近代世界史的重大事件中，欧洲人 15、16 世纪所进行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确实在挑战上天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