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泳

    在 1780 年至 1785 年间，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公认的主宰。布罗代尔把英国的领先分为两个阶段: 商业领先地位和随后形成的工业领先地位，商业的初胜导致了当时谁也未能预见的工业革命。英国的强盛得力于一系列特殊的机遇，正是这些机遇推动英国在自己并非始终意识到的情况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16 世纪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英国将走向繁荣。它既缺乏法国的规模，又缺乏西班牙的外部资源，也缺乏荷兰的有效率的制度。然而英国却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一名法国人 1740 年评论英国的话颇有见地: “这个海岛似乎为商业而存在，它的居民与其在大陆上征战扩张，还不如多想想怎样保卫自己。由于距离遥远和海上风险，他们连保住大陆上的征服成果都很困难。”英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投入、沉浸在法国这个巨大的战场，直到被赶出法国，转而经营国内，这对它日后迅速建成民族市场大有好处。

    英国与罗马教皇的决裂也加剧了它与欧洲大陆的“间离效果”。国王变成英国国教的首领，没收和出售教会土地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纳米埃说过，宗教改革也是民族主义使用的语言。但在民族国家兴起时期，国王还是受到了限制，没收教会土地和财产显然没有逾越这些限制。国王发现，由于近乎一半的贵族和至少五分之一的教士反对他，自己需要有下议院，因而开始小心翼翼地扶植这一势力。下议院由新兴商人阶级和土地贵族占优势，很快转而与王权在财政问题上发生争执。王权把行政管理看作是它的特权，议会则认为王权是受习惯法制约的。

    17 世纪初期，爱德华•科克爵士为习惯法的至上权力辩护，并主张这一法律可以打破那些与王室特权有关的特别垄断权。他反映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商人集团的情绪，他们不安于给他们的活动强加的种种限制。1642 年的垄断法不仅禁止王室垄断，而且在法律中还包含了一种鼓励所有真正创新的专利制度。

    王权和议会之间斗争激化的结果是爆发了清教徒革命，议会彻底占了上风。这段历史与法国的情形大相径庭，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斯•托马斯写道: “关键就在于王权不能通过对经济的有效控制成功地扩大岁入。要做到这一点便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对国王效忠的官僚队伍，行会要能有效地控制学徒和工业管理，还要有一个对王室控制尽责的法院系统。所有上述对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在英国都不具备。”（《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184-185 页）

    在英国的市场自主权的发展中，与多数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的农业并不是保守主义的强大基地。英国农业大革命的典型时期出现在 18 世纪，占据中心的是圈地，但在 17 世纪末圈地和各种自愿协定便已出现，它消除了地权中的许多公有制成分，并提高了耕作者利用更有效的技术的收益。农业社团出现，“进步的”农民互相学习，农学文献激增。并且，由于矿物资源属于该土地的主人所有，这为办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与此同时，英国人在水路交通运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新的收费道路和运河统统靠私人企业来兴建，它们关心用户的需要。英国农学家兼旅行家亚瑟•扬曾经对法国畅通平坦的道路感到惊讶，却又叹息很难找到食宿的设施，原因就在于，法国的公路是王室修建的，既为了促进贸易，也为了进行控制。英国的投资者不是为了威信和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最佳的商业理由，修建了多得多的公路以及供用户食宿的旅店。

    这些道路以及运河加速了商品流通。丹尼尔•笛福在他的杰作《穿越大不列颠全岛之行》（1724-1726）中感到印象最深的就是各地区的农产品和特产，这表明，随著市场范围扩大，英国的工农业生产在 17 世纪期间已经在地理布局上实现了专业化。难怪亚当•斯密要强调市场规模和劳动分工了；他自己的国家给他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英国经济的更大动力在于长期位于世界的尽头，地处欧洲一端的不列颠诸岛在地理大发现后变成走向新世界的起点。新大陆资源的诱惑力如此强烈，以至于到 1640 年英国已在美洲建立了 14 个永久性拓居地，到 1700 年在海外生活的英国人已逾 50 万。荷兰由于在欧洲拥有最有效率的市场，海洋运输又最便宜，因而成为英国经营其殖民地的最具威胁的对手。英国通过一系列航海法力图把荷兰人从英国殖民地逐走。到 1700 年，在进行了三场战争之后，英国人成功了，整个殖民地市场都处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伦敦随著内外贸易的扩张迅速发展起来，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等外港也开始了它们的商业兴起。

    1694 年英格兰银行得到特许状，创办了商业银行。它的通用记账货币英镑价值稳定，成为英国强盛的一个关键因素。英国的公债作为一种长期或永久性债务稳如磐石，而它的银行体系是朝著现代化方向自动形成和自动演变的体系。股份公司兴起，取代旧日的受控公司；咖啡馆发展起来了，这是组织保险的开端；证券和商品市场创造出来；金首饰商发展成发行钞票、贴现票据和存款付息的存款银行。

    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力得以流动、经济活动得以创新；资本的流动受到了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最重要的是，议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的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拿破仑曾把英国人形容为“小店主的民族”，现在舞台已经为这个民族发起的工业革命布置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