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泳

    工业革命是欧洲的事件，特别是英国的事件。“革命”一词据其本义，应专指猛烈而迅速的变革，虽说今天已被滥用，但用它来描述 18 世纪后半叶的那一场经济和社会变革是十分恰当的。这里强调的重点在其深，而不在其快。这场风潮确实是“革命”，它改变了生产和分配的过程，并且决定性地将全球财富与权力聚集到那些能够掌握新技术系统的国家和精英手中。

    就欧洲而言，工业革命造成了“西方”的历史性跃升，这里的西方，事实上仅限于英国和若干西欧国家，以及它们在北美和澳洲的后裔。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无论文化、科学、政治或军事的历史，都无法解释这个从 18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无可置疑的“西方”霸权。一切工业社会的范式，不管多么不同，都是从英国这个共同的先行者那里衍生出来的。由此，世界分作了一个领先者和一大批极不相同的追赶者。就欧洲“追随者国家”中最快的国家来说，大约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追赶上英国。

    所以，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是，工业革命是发生在欧洲，但为什么是在英国？我们此前已经讲了很多英国发展工业的有利天赋条件，但我们还没有谈到非物质的价值观和文化。

    先来考虑一下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虽然新技术的知识根源可以溯及整个欧洲，以至归因于文艺复兴的发现精神（spirit of discovery），但应用路径却始自不列颠。有些历史学家确认，工业革命所必需的科学知识，早在 100 年前就已经存在，只是等著能够使用这些知识的社会条件成熟；或者，等待一些自学成才的天才发明家，将现有的知识和工艺结合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新工业技术。以瓦特为例，他改进蒸汽机技术，是依靠了当时已积累的知识和理念。他和英国国内外的科学家广交朋友，钻研数学，做过系统的实验，计算过蒸汽机的热效能。这个例子虽简单，却也说明了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必须等到技术进步的各个溪流汇聚到一起。

    根据罗斯托夫的解释，英国经济在 1783～1802 年间随著投资增长越过临界点而“起飞”。但在英国这架飞机起飞之前，它起飞的条件必须全部准备完毕。在英国，使用积累性知识的社会条件是怎样变得成熟的呢？一场工业革命，在严格意义上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过程。经济活动从来就不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它同时要触及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与生活的各个领域互为依存。

    站在今天回溯，可以发现英国是一个早熟的公民国家，尽管英国人到现在还口口声声称自己为皇室的“臣民”，但他们早于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变成公民，这一点最有力地促进了创业精神。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雄辩地说: “当每一位个人为改善自己境遇的正常努力，被容许自由地、安全地予以行使的时候，就会演变出一项力量十分强大的因果律，单单是其本身而无需任何帮助，就不仅能够使一个社会实现富裕和繁荣，而且能够使其逾越愚蠢的人类法律经常妨害此一社会发挥作用的成百个障碍。”

    英国社会早熟的起源要回溯多远，这是历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追溯到中世纪即公元 1500 年左右，英国摆脱农奴制负担，发展了耕种者而非小农的人口。土地由自由民或自由佃农耕种，农业劳动者本身常常只拥有不足以养活自己的小块土地，需要的时候就受雇于别人。到工业革命起步时，英国的大地主已变成食利者，他们不仅把土地看成维护其社会地位的手段，更当作生产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把土地交给干练的农场主去经营对他们更为有利。至于农场主，法律或者契约保证地主不得任意收回租地，他们可以放心进行投资，因而英国的农场主以真正的企业家的身份出现。

    说到企业家，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英国，“工业家”开始在工业生产中脱颖而出。他们主要是组织者，而很少是重大革新的先驱者或发明家。他们派给自己的任务是，掌握重要的新技术，牢牢控制工头和工人，利用各种必要的杠杆，亲自指导生产。他们力图摆脱商人的中间环节，自行掌握原料的采购、运输，保证其质量和均匀供应。为了大批出售产品，他们力求主动了解市场动态和适应供求变化。

    企业家的活动，说明英国社会给人以活动余地。贵族们首先赢得的政治和民事自由权（1215 年的大宪章）由于战争、习惯法和法律而扩及普通人。当 1660 年王政复辟时，特别在 1689 年的《权利法案》公布时，社会和国王之间的权力形成了良好的区分。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各国人民相比，英国人是自由和幸运的。

    按照兰德斯的说法，一个较适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存在以下特征: （1）它懂得如何操作、管理和制造生产工具，如何创造、调整并且掌握先进的技艺。（2）它能够向年轻一代传授这种知识和技艺。（3）它根据才干和相关优点为工作岗位遴选人才，按照实际表现提拔和降职。（4）它能为个人或集体发挥企业精神提供机会；鼓励首创、竞争和向别人学习。（5）它允许人们享有并且使用自己劳动和创业的成果。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最早、最接近于这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绝非一种巧合。这种社会具有地区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人们会为寻求机会而到处迁徙，会因为有所成就或无所作为而沉浮。这种社会重新生而轻陈旧，重青春而轻阅历，重变革冒险而轻安全可靠。它会有一个相对而言庞大的中产阶级。它不会是一个份额均等的社会，因为人的才智并不均等，但比起靠特权和恩赐所表现的分配，它却趋向较公平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