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1908-2006）

    作者: Jon Gertner

    就 在 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还接受了最后几次深度采访，其中的一次是接待《Money》杂志（《财富》的姊妹刊物），而记者正是本人。这次采访是夏末一个闷热的日子里，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他家里楼上书房里进行的。加尔布雷斯的夫人卡特琳娜给我们端来冰水，他 2.03 米的高大身子窝在软软的沙发里，边上一个小筐里是各式各样的药瓶。已有 92 岁高龄的加尔布雷斯口齿仍然很清楚，但说著说著会停下来，而且经常停顿。在离开他家回到哈佛广场饭店的路上，我一直拿不准读者对这次采访的反应会如何。没错，他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从恐怖主义对经济的影响、他担任驻印度大使的经历，到他早年（1943~1948）在本杂志担任编辑和撰稿人的岁月（其间显然谈到了几次非常成功的聚会）。但是，他在回答问题时每每中断。停顿的地方很多。

    后来，我听了一遍采访录音。我听到了长长的句子，措辞华丽、婉转回旋、典雅睿智的话语，尽量把论点放在最后阐述出来──一如其写作文风。那些停顿稍稍影响了他的言谈，但并没有妨碍他表达观点。而且与平时一样，这些论点都离不开强烈的道德理念。自从加尔布雷斯以 97 岁高龄在今年 4 月长辞于世以来，人们纷纷指出，他从来没有被经济学家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在上世纪为数不多的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和加里•贝克（Gary Becker）──当中，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不过，这种说法有一个谬误，因为加尔布雷斯不属于这个行列。

    他最受传诵的真知灼见，是他所做的社会评论，依据的是他对市场行为、世界历史和个人从政经历的理解。这正是加尔布雷斯的著作值得拜读的地方。有几位同行证明，他对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是错误的。不过，他在以下几方面却做得不错: 他引起了人们对现代企业权力、贫富差距以及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体制之内在风险的关注。他的论点则通过其精妙的文风和冷峻的智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述。“大家有时会说，经济学家有得到别人理解的特殊义务，因为他们的话题会产生十分重大和普遍的影响。”他在一篇发表在 1962 年 12 月号《财富》杂志上的、维护经济学家写作权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核物理学家说话本该简洁明了。”

    加尔布雷斯是一位坚定的自由派，并且不断地批评我们的企业文化。同时，他也呼吁人们关注美国在 20 世纪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对我说，即便在最为乐观的时候，他也从未预见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里竟然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此外，作为一位坚决与不平等现象做斗争的战士，加尔布雷斯并不反对财富本身。直至耄耋之年，他都一直在关心股市的变化。他在坎布里奇有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宅子，在佛蒙特州拥有一处农庄，而且时常去瑞士度假滑雪。他在其最有名的著作《富足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的开头写道，“拥有财富并非没有好处，而其坏处尽管经常有人在提，但从来没能让多数人信服。”

    他从来没有认为财富是邪恶的。他的观点是，在一个拥有不可思议的财富的社会里，贫穷才是应当引起我们忧虑的事情。我在那天问起他对美国的最大愿望是什么。“我最大的愿望是: 人民的报酬更加公平。”他再次停顿了一下，紧接著又补充说: “我打心底里希望如此。”

    译者: 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