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泳

    德意志帝国在实际上不过是普鲁士的扩大。普鲁士位于易北河以东，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一直置身于德国历史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它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它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富源。它的土地贫瘠，缺乏矿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工业，文化很落后，甚至贵族也很穷。无地农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著坚毅的意志和组织的天才，霍亨佐伦王室终于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式的军事国家，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每战必胜。”（《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第 135 页）

    在现代德国起著很重要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鲁士的特有产物。在德国西部，自耕农是多数，中小型地产占优势，雇工与雇主之间存在近乎平等的关系，他们一起劳动，同桌就餐，语言和风俗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子女上同一所学校。雇工有一种自主的身份意识，尽管他们和雇主之间在所有权和收入上有明显的差别。与此相对照，易北河以东大庄园占统治地位，庄园中农业劳动力的状况反映了农奴制和家长制的残余。这些庄园的主人就是容克地主，每个容克在自己的辖区里都是绝对的主人。庄园就是统治中心，代表了独断专行和绝对服从的传统。

    支撑著实现德意志帝国统一的政治组织的正是这种传统。东部的农民或农业工人认为，地主当然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发号施令。这种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粗暴的家长制权威和毫不怠慢的服从变得正当。无论是平民生活还是军人生活中，官员和一般人都习惯于服从纪律，这就是普鲁士历经百战的基础。

    普鲁士的容克阶级在德国统一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由于长期以来在恶劣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斗争，这个阶级变得冷酷无情、飞扬跋扈。这些品质曾经有助于争取民族振兴的斗争。容克阶级的价值和责任在俾斯麦安邦定国的才能中发挥到了极致。“他那多种多样、互相矛盾的性格，使他虽然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他也会对自己称之为上帝安排的事物俯首听命，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就其品格而言，他既气度恢弘，又胸襟狭窄，他受到人们少有的尊敬，但也遇到深切的仇恨，在他那一时代找不出第二个人。他给德国人民的命运从好坏两个方面指引了方向 ……”迪特尔•拉甫在《德意志史》中这样描述俾斯麦。对于作为最成功的容克的俾斯麦之性格上的两面性，韦伯也有精确的分析: “传统的治国安邦之术造就了各种光彩夺目的品质，也培养了十分严重的恶习。他的人格就是这二者的结合……千百万德国工人和广大的资产阶级都对这个人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因为俾斯麦的每一言行都带有一个无法抹去的特征，即从根本上轻蔑人类。这个特征也是宗法家长制度的一个副产品。在他所从属的地位集团中最杰出、最精干的人身上，这个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第 35 页）

    当时，普鲁士也没有西欧的那种大城市或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因此容克得不到他们的文明影响。同西欧有教养的贵族相反，普鲁士容克变成了一种粗野、专横、傲慢的人，没有教养，没有文化，侵略成性，目空一切，斤斤计较，喜欢占小便宜。到 19 世纪 90 年代，容克的成就已成为明日黄花。

    在这一时期，德国主要的农业利益集团、政治领袖和知名学者都愈加关注德国东部的农业问题。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先驱韦伯此时开始研究德国东部的农业工人，并一步步地从研究德意志帝国的农业社会进展到解释德国的社会结构。他看到了商业化是摧毁与大庄园自给自足经济相适应的家长式生活方式的力量。这种生活方式是自成一体的。地主曾构成一个真正的贵族阶级，他们可以依赖依附性农民缴纳的租金而生活，从而能够投身政治和军事活动。容克的经济制度、他们作为政治和军事贵族的角色以及他们的权威主义观念，是相辅相成的。当商业化来临时，地主们不是将自己改造成农业资本家，而是执著于旧日贵族的宗法思想和社会权利。

    然而，他们的地位已经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1870 年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和工业发展，南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变得非常强大。它们能够迫使东部地区购买它们的工业品，同时却拒绝购买东部的农产品。东部省份的人口曾为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兵源，现在则为西部提供了相当多的工业劳动力，从而抽走了东部农业十分需要的人力。由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在德国工业化过程中兴起，容克面对著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尚不能对容克的政治优势提出有力的挑战，却树立了一个新的消费标准。在生活标准上，地主从此必须向城市上层资产阶级看齐，以免变成村夫。但德国东部庄园生产力的增长却跟不上地主需求的增长。结果，政治手段被用来支撑一个经济根基受到威胁的统治阶级，如通过关税保护来阻止外国廉价粮食的输入，同时以损害消费者的高价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农产品。韦伯认为，容克的农业政策将导致国家的灾难，容克因此成为国家利益的虚假代表。

    在韦伯看来，德国东部的这一统治阶级具有悲剧命运，即用它为整个民族所完成的事业给自己的社会组织掘好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