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 另一个欧洲 - 财富中文网

从 10 世纪起，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世界被纳入拜占庭轨道，这就促使东欧与西欧分道扬镳。11 世纪初，第聂伯河上的基辅统治著现时俄罗斯的南方。基辅是斯拉夫国家与拜占庭之间、西方与远东之间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驿站。经由基辅的商路上不仅流通著商品，而且带来了福音传教士的布道，他们使基辅的君主们皈依了东正教。

12 世纪末，基辅失去其重要性，接著遭到蒙古人的蹂躏。13 世纪，莫斯科公国成立，并于 1480 年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在伊凡大帝（1462－1505）的统治下，莫斯科公国的战士越过了乌拉尔山脉，在西伯利亚站稳了脚跟。也是从此时开始，莫斯科开始和西方对话，这一对话由于彼得大帝（1689－1725）的胆略和急迫、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长期统治的对外光荣而得到加强。形形色色的商人、冒险家、各种建议或规划的兜售者、建筑师、画家，等等，越来越多地抵达莫斯科；英国和荷兰的大船则频频造访圣彼得堡，它是 1703 年起在涅瓦河上翻建的新都。俄罗斯越来越变成欧洲的俄罗斯。

然而，从 15 世纪，直到 20 世纪，虽然俄罗斯的欧洲化在加强，但那只触及人口中的一个微小部分，包括一些非常大的领主、政界人物和知识分子。当封建制度在西方消失之际，它却在俄罗斯扎下了根。同欧洲贸易的发展，把领主改造成小麦生产者和商人。易北河以东欧洲的开阔平原成了西方城市中心的粮仓和畜牧场。产品（谷物、皮革、动物脂肪）的出口刺激了土地的固定所有。然而，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三种事物不能并存: 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力以及庞大的庄园。当农民们可以离开、到边疆地区去耕种自己的土地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要签约或留下来充当雇佣劳力呢？

这意味著，在俄罗斯，想大规模地进行农牧生产的领主必须把自己的劳力固定在土地上。因此才出现了被称为“第二次农奴制”的现象。它是对农民义务的一种渐进性的加强，使他们沦落到近似奴隶的地位。这种政策可以见于一连串的法令。例如，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81 年颁发的一道沙皇敕令，禁止农奴再迁移。同时，他们肩上的徭役和佃租的负担加重了。

这些农奴只剩下一条出路可行，那就是逃往西伯利亚或南方大河流域，甚至在边境与哥萨克亡命之徒同流合污。然而，他们在事实上获得的自由在法律上存在争议──没完没了地赢得自由，没完没了地得而复失，这就是俄罗斯的自由的永历史。领主永远有权抓获逃亡者，俄罗斯实际上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毫不奇怪，这块土地上发生过为数众多、规模庞大、令人生畏的暴动。

时间越是流逝，俄罗斯农民的处境就越是恶化。即使 1858 年、1861 年及 1864 年大规模的农奴解放，也没有去除这种劣境。只有在 1917 年，通过俄罗斯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土地革命，问题才片刻解决，这是大革命深刻而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但那仅仅是片刻而已，因为不久集体化就开始了。在俄罗斯，农民不能完全单独地长期享有所有者的地位。农奴制在上层培育了愚蠢的狂妄，在下层培育了贪婪和嫉妒、愤懑和恼怒。即使在解放农奴之后，这些品质依旧对俄国的发展构成了最重大的障碍。俄罗斯的双重面孔在强烈的矛盾中一览无遗: 面对欧洲，是现代性；面对自己，是倒退的中世纪。

伴随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化，给这个具有根本性的农民问题火上浇油。不自由的劳动力不会卖力或正直地工作。图拉兵工厂在 1861 年的一份报告中说: “看来有一个通常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只有自由人能正直地工作。一个从儿童时代就被强迫工作的男人，只要他的社会状况保持不变，他就不可能负起责任。”沙皇恳请外国人帮忙，出钱请他们在俄国设立工厂。个别的一些土地占有者容许具有创业精神的农奴去从事贸易和工业，以金钱贡赋作为回报。其结果是一种不规则的、发育不全的工业化。

俄罗斯是国家驱动发展的集大成者，其目标是采取西方的方法来赶上西方。这种推动是间歇性的，部分原因是它由上层发动，不是每一个沙皇都有这种爱好。无论如何，农奴解放还是迫使企业雇用自由的挣工资的劳力，这就强制改善了劳力的待遇，使人员的录用更加仔细，并且为采用新工艺和更高标准开辟了道路。最终，俄国的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它又是脆弱的。在 1860 年到 1914 年间，俄国在世界工业大国中从第七位升到第五位。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无能的政府失去了合法性，结果这个政权被推翻了。整个过程验证了一个道理: 一个工业化落后的大国应付不了装备较好的国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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