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集团的萨利•克劳切克向杰弗里•科尔文（Geoffrey Colvin）讲述作为世界最大银行的首席财务官所要付出的代价

    作者: Geoffrey Colvin

    在这个市场全球化、利率上升和超级投资者的时代，首席财务官无疑是个艰难的职位。要做深受这些力量冲击的全球最大金融机构的首席财务官，更是难上加难。担任这个重要岗位的是花旗集团（Citigroup）的萨利•克劳切克（Sallie Krawcheck）。虽然年仅 41 岁，但她的职位攀升历程已经成为华尔街的传奇。她的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只有短短的 19 年，但已经为她迎接今天的首席财务官职位所面临的挑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些挑战不只是花旗的首席财务官要面对的，也是很多其他企业的首席财务官要面对的。

    克劳切克是从华尔街关系的另一面起步的，最初是一个专门盘问首席财务官的研究分析师，负责评估金融机构的股票价值。由于一直表现优异，升任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的首席执行官。因为伯恩斯坦是一家纯粹的研究公司，不做承销和投资银行业务，所以在牛市丑闻后仍然维持著良好的声誉，克劳切克也被誉为“华尔街诚实女士”。她甚至登上了《财富》的封面，标题是“寻找最后一位诚实的分析师”。花旗集团前董事长桑迪•维尔（Sandy Weill）想整顿名声受损的所罗门美邦公司 [Salomon Smith Barney，臭名昭著的电信分析师杰克•格鲁伯曼（Jack Grubman）所属的公司]，聘请克劳切克担任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她在这个岗位上做了两年，然后在 2004 年 11 月成为花旗集团的首席财务官。

    这项工作的内容是公开代表花旗集团（并且不知疲倦地）与研究分析师谈话。最近，在曼哈顿的时代华纳广场，克劳切克和《财富》的自由高级编辑杰弗里 科尔文一起坐到了受邀前来的观众面前，畅谈了今天华尔街研究的诚实问题，为什么花旗的股票在过去的两年里没什么变化，她在迅速攀升过程中学到了哪些关于领导力的知识，七年级时艰难的经历有什么价值，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编辑过的访谈摘要如下:

    当你还是一个分析师的时候，你说过一个笑话: 你怎么知道管理层在说谎？答案是: 他们的嘴唇在动。这个笑话现在还好笑吗？

    还是有点好笑。出言谨慎是个很好的忠告，我仍然这样提醒我的孩子们，因为说过的话是甩不掉的。但是在那时候，这是对分析师们的建议，我现在仍想给他们提这样的建议。我们管理层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信任这家公司才待在这里的。所以我说，不要听管理层怎么说……要进行广泛的调查，得出自己的观点。

    你的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研究工作。华尔街今天的研究水平怎么样？

    我认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报道得太多了，却没有说将要发生什么。研究做得很好，但还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现在的研究诚实吗？

    我觉得是诚实的。我们经历过华尔街丑闻，这不是坏事。我认为研究的问题不在于诚实和独立，而在于要向前看。

    《萨班斯法》（Sarbanes-Oxley）和全球研究协定要求，分析师的报酬不能和投资银行业务挂钩。但是，分析师们知道公司的利益是什么。即使没有人授意，难道他们感觉不出来，公司仍有动机进行那些会引起麻烦的研究吗？

    嗯，情况确实是这样。几年前，我见过一个调查结果──不过这个结果至今仍未变化，说一个企业选择投资银行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研究分析师和研究结果。作为首席财务官，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但是，你可以看看现在华尔街上更多的出售建议──你可以看看那些客观的衡量标准，然后说是的，研究分析师的确变得更加独立了。研究的独立对分析师自己和华尔街的经济利益都有好处。

    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丑闻里，很多首席财务官表现得不太好。今天的激励因素和以前有区别吗？

    了解首席财务官可能受到什么样的诱惑是很容易的。我就看见过这种情况。向华尔街传递好消息比传递坏消息要容易得多。首席财务官必须性格坚强，脸皮厚，能够像公布好消息一样轻松地公布坏消息。我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尽可能消除报喜不报忧的诱惑。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执行官必须做很多决定，比如说损失准备金、应计的激励性报酬增加和法定的应计项目等。从第四个季度末开始，我们就减少了法定应计项目的额度。所以，我在想，“小子，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要先决定那些项目的金额，才能知道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要为公司做出明智的决定。我认为，很多事情必须由高层决定。当我和首席执行官说公布坏消息也没什么的时候，必须让他知道决策的每个步骤。我们需要坏消息。数字是不会撒谎的。看看数字告诉了你什么，然后你必须轻松地公布坏消息，就像公布好消息一样。所以我为自己曾经是个分析师感到很高兴。我一向知道，如果我的股票情报起了作用……我会感到不安。如果每个人都说“干吧，这个建议不错”，它很可能就不是个好建议。作为一个分析师，我能非常轻松地面对这种不安，而作为首席财务官，我必须轻松地面对这种不安。我必须、也可以公布坏消息。

    你说，作为分析师“非常轻松地面对不安”，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提出非主流的意见？

    对。必须提出与大多数人相反的意见。有时候人们听到我的意见都说: “你疯了，你疯了。”（CNBS 的）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在电视上说，我并没有多聪明。你只能说: 好吧，没关系。

    90 年代的时候呢？

    90 年代，有些时候，我并不重视他的意见。

    你觉得他现在的节目怎么样？

    我不怎么看电视。

    我很想知道你作为一个首席财务官对安然案的看法。如果首席财务官干出严重的不法勾当，而首席执行官却丝毫不知情，这合理吗？

    我认为这是因为那个首席执行官没有提出适当的问题。理论上可能吗？完全可能。但是，我的办公室距离公司 CEO 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的办公室只有几步远，这是有原因的。我与他见面的时间比与家人见面的时候还多，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整天都要出入对方的办公室，而且我认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传递坏消息。我总是向查克报告坏消息，而且我不得不说，他太棒了──他能够接受，并且消化这些坏消息。

    花旗集团的股票在过去的两年里没什么变化，而市场上涨了 15% 以上。问题出在哪里？

    简单地说，问题在于去年我们没有公布收益的增长。我坚定地相信，我们在花旗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相信我们对资本的配置一直都更有效、更严格、更积极。我们卖掉了不适合花旗集团的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人寿保险和养老金保险业务。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伦理问题。我们还启动了一个投资项目，可以利用花旗业务的全球性，积极谋求海外的增长。

    中国给你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机会？

    我认为，中国就是我们所说的长期机遇。我们考虑投资机遇时会发现，有的机遇马上就能带来回报，有的机遇会在五年后带来回报，中国带来的机遇回报期则更长 ──当我的女儿，或者孙女，成为花旗集团的首席财务官时，她会说: “妈妈，我真高兴你当初那么做。”

    通过信用卡、抵押贷款及其他贷款方式，花旗集团向人们借出了数十亿美元。美国的私人债务市场极度红火，私人储蓄为负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债务风潮最终对花旗来说是不是坏消息？对美国来说呢？

    显而易见，债务太多不好。但是，维持这些，不会让消费者付出太多成本，因为利率已经下降了。人们很担心某些对低收入消费者的国外抵押贷款──我们尽量不涉足这个市场。从宏观的角度讲，我认为消费者的行为是非常理性的。就信用卡来说，支付率已经接近历史最高值。消费者正在把借款转移为房屋净值贷款，从高成本贷款转向低成本贷款。他们在还我们钱。消费者看上去并非捉襟见肘。我不认为美国消费者会还不起贷款。他们都很理智。 但是现在利率开始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人们用来为贷款担保的房子的价格可能不会再上升了，而且可能会下降。

    人们会不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大麻烦？

    有可能。不能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美国还没有经历过时间长得让每个人都记忆犹新的房地产市场下滑。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同时出了问题，美国消费者当然会有麻烦。但是，我们更担心的是不理性的贷款，把钱借给了不明白这种贷款意味著什么的消费者。这种贷款我们只会提供给精明的、了解贷款的意义的消费者。

    关于你的职业生涯，你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大学，然后在所罗门兄弟银行工作了几年，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 MBA 学位。你说过，每个从商学院毕业的人都会走错一步，你走错了哪一步？

    我曾尝试找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但没有成功，所以我又回到了投资银行业。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投资银行家时，我怀孕了，我对此喜悦万分。我建议每个年轻的女士在这时候都要花点时间想一想，你是否打算加入另一个行业。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像我建议的这么做，我辞职了，马上就辞职了。两周以后我意识到，我并不是真的想退出职业生涯。在我快生产的时候，我试著去面试，回到华尔街，没有成功。幸运的是，在没有工作的那一年里，我明白了我想成为一个研究分析师。所以，我从这次经历中得出两个教训。第一，如果我没有花时间去思考，我不会找到正确的道路。第二，你可以试著结束你的职业生涯，但如果你坚持收复失地的话，就不会有职业自杀这回事。

    所以你最后在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做了分析师，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份孤独的工作，然后你当上了研究主管，最后成了首席执行官。在这一系列转变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分析师，必须有一种健康的自我意识。你必须接受公众的关注，并且说，我离开这里或者犯错误都无所谓。管理企业的工作就大不相同了──很多人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摔倒，因为你必须从“这都是我的事”转换到“这都是你们的事”。这是我必须有意识地做出的一个决定。

    但是，除了那个问题，我还必须告诉你，做研究分析师为做管理者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你必须做很多决定，每天市场都会告诉你，你对了还是错了。这些都是公开的。第一次我犯了一个打印错误……开始时我把它归咎于我的研究主管，后来我意识到，不，这是我的错误。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当你转换到管理岗位，尝试做出战略决策的时候，你已经习惯于自己做决定了。

    你在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工作的时候，你的助手告诉你，桑迪•维尔打电话过来。你做研究分析师时对他的公司的评价曾使他暴跳如雷。现在他让你来负责美邦公司的运营，你对此有准备吗？

    没有。虽然我一直讨厌传言──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说“桑迪，不行，我不行！”而我确实没有准备。我没有那么说。我以为他让我做研究主管，打算拒绝。那时候，在桑福德 伯恩斯坦，我在华尔街研究界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考虑到美邦公司是那样的一个组织，面临著那样的挑战性，到美邦工作是令人难以抗拒的。所以我要给你们的另一个职业建议就是: 如果有一个拓展职业的机会，就接受它。

    人们都说你可能成为花旗集团未来的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也这么说过。对你来说，这份工作有吸引力吗？

    我从来没有规划过我的职业。如果让我现在考虑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的工作时间和努力程度已经达到极限了。首席财务官的工作让我变得完美。说实话，我认为查克担任首席执行官做得很成功。

    很少有女性在华尔街升到了很高的职位。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男性的环境。在这个世界里，作为一个女人，是优势还是劣势？

    我觉得是优势。我在查尔斯顿长大，那是一个优雅漂亮的南方城市。我想说，在查尔斯顿，去一个女子学校上学在某些方面比进入华尔街更难。你不会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情形。我戴眼镜，戴牙箍，穿矫正鞋。我有一半犹太血统、一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血统。我受到的排斥不可能比那时候更严重了。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遭遇，不可能比我在七年级的经历更糟糕。

    译者: 廉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