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森时代的开始 - 财富中文网

布什总统承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创”让他大为吃惊。但他同时也宣布，有意继续为国内政策问题而斗争，而财长亨利•鲍尔森（Henry M. Paulson Jr.，大家都叫他“汉克”）将担当他的后卫。如今，在民主党即将控制国会之际，鲍尔森成了华府经济决策中最重要的共和党人物。这位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前 CEO 起初并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但他上任之后仅用 4 个月的时间，就给财政部树立起了庄严的形象，这是他的两位前任都未能做到的。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改善了与民主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布什政府极为欠缺的。此外，在美国所有公众人物中，鲍尔森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最密切，他也因此具备了规划全球经济蓝图、为解决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如朝鲜核问题提供帮助的独特优势。

然而，华盛顿并不同于华尔街，这位素以纪律严明、坚忍不拔而闻名的生意人能否打破两党间的僵局，从而让布什在最后两年任期内取得一定政绩，还是一个未知数。鲍尔森的当务之急是: 重新启动政府官员所说的巨额流动债务，即社会保障及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制度的改革。中期选举结束两天之后，鲍尔森接受了《财富》杂志的采访，他对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看法，并且还透露了他与中国方面谈判时所采取的战略，阻止民主党提高税收的计划，以及重新讨论公司治理标准的意向。作为自然资源保护论的拥趸，鲍尔森力推替代能源。他积极主张出台政府决策，以阻止美国变得像布什总统所说的那样，“嗜油成瘾”。

《财富》杂志执行总编辑安迪•塞维尔（Andy Serwer）和华盛顿记者站首席记者尼娜•伊斯顿（Nina Easton）在鲍尔森的财政部办公室采访了他。从这间 19 世纪风格的办公室，可以俯瞰到白宫。鲍尔森背后的墙上挂著财政部收藏的两幅印象派画作；前方则挂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巨幅画像。鲍尔森为这个持重的办公室加注了象征其个人冒险经历的符号，如纪录他在异域旅行（以及对蛇的独特嗜好）的照片。另一面墙上则挂满了妻子温蒂拍摄的野生动植物照片。温蒂曾担任纽约市中央公园禽鸟保护区负责人。当身高 1.85 米的鲍尔森全神贯注地回答问题时，我们明显感到，他从达特茅斯橄榄球队明星向身价 8 亿美元的伟人转变时所投入的巨大热情丝毫未减。以下是采访内容节选:

部长先生，总统昨天指派您为政府津贴计划改革的出头人。您是否会在这个问题上与即将就任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兰热尔（Charles Rangel）进行合作，从而让华府大吃一惊？

重大问题要取得两党的共同支持。退休保障需要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领导人的合作。我本人非常欣赏查理，而且期待著与他共事。他下周会来这儿用午餐。

您对在明年年底前就这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取得部分共识抱有多高期望？

我不想让人觉得我以为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很简单，那么这个问题早就该解决了。不过我会全力以赴。我指的不仅仅是社会保障问题，还包括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如果我们能让大家坐到谈判桌前，并且取得一些成果，那再好不过了。但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也不会去攻击想象中的敌人。我不是政客。我不用接受世俗观点。

2006 年 7 月就任以后，您花了很多时间与两党的立法人士在国会山会晤。您是否感觉到，截至目前，本届政府在弥合双方分歧从而解决一些问题上做得还很不够？

我并不认为本届政府做得不够。我觉得，就总体而言，党派间的偏见远远超出了双方所愿见到的程度。因此，我的全盘计划就是竭尽我个人的力量想出解决办法。如果我没能成功，我不希望是由于努力不够所致，而且除非证明有误，否则我希望人人都能全力以赴。

我在私下里经常对别人说: “你可以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你也能想出最棒的点子，但是如果你无法推广你的想法，无法让其他人与你同心协力，你就不可能成功。”

对于美国经济的走势，您眼下最担心什么？

我对经济没有什么太担心的地方。我知道，显然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我现在对经济的看法远远好于 1 月份我在私营领域工作时的感受。当时，我看到的是不可持续的增长，住宅市场的发展也明显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我看到了一些通货膨胀的先兆，而且我很清楚，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控制通胀是至关重要的。

我听到有人谈论软著陆的问题，我还记得曾和大家开玩笑说: “那会是一连串中的一个。”现在，我们的经济正健康发展，而且是多元化发展。我们的发展水平正在从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转变，这是一些非常好的迹象。在通胀问题上最近也传来了一些好消息，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数据显示，普通劳动者正在享受更多的福利。

最近一个季度的 GDP 增幅跌到了 1.6%，对此您是否感到担心？这是一种缺乏活力的表现，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住宅市场在下滑。请让我们相信，明年不会出现衰退。

我没有办法让你们相信什么。但是，当我审视第三季度的情况时，我感觉不错，因为我看到住宅市场明显做出了修正，而且我知道 GDP 增幅会因此下降一个百分点以上。然后，我再看其他经济领域──公司利润大幅增长，投资势头强劲，美国以外地区发展良好，住宅以外的建筑市场发展稳健，再有就是证券市场的牛市，目前已增值 1 万亿美元。

我知道人们对住房市场有多关心。但是，通过 401（k）退休金计划、养老金计划以及其他计划，美国普通民众能够对不断增值的证券市场感到振奋，它会抵消住房市场下滑所造成的任何潜在影响，对此我抱有希望。

鉴于民主党即将控制国会，布什的减税计划前景如何？

今天早上我们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我阐述了一个观点，而且我知道总统对此非常赞同，那就是: 鉴于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以及目前的扩张程度，提高税收是国家当前最不需要的。

总统会对增税提案动用否决权吗？

我不能妄加猜测。查理•兰热尔的讲话让我备感鼓舞，他也认为加税并非明智之举。

既要减税又要为耗资巨大的伊拉克战争提供资金，作为财政部长，您当如何维护这一政策？

很显然，没什么比确保我们驻伊部队得到他们需要的所有物资以夺取胜利更重要的了。幸运的是，由于我们有强大的经济，所以你们所提的问题有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

尽管我们在为反恐战争提供资金，同时也在弥补几次飓风所造成的损失，但我们的财政赤字大约为 GDP 的 1.8%，这个数字低于过去 40 年的平均规模。目前，国家的财政收入仍在迅速增长。人们对赤字的担心并非源于当前的财政赤字，而是来自在若干年后的政府补贴赤字，我们感到它正在迫近。

前不久您曾表示，对这个国家的贫富差异现象感到担忧。

我们的经济已经增长了好几年，就业率也一直大幅上升，但普通劳动者却没有从中受益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能源成本和医疗保健费用居高不下。你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除了证券市场增值以外，通胀方面也有了好消息，尤其是能源价格。一年以来，实际工资已经有所增长，其增幅略低于 2.5%。

您曾在私下里表示，国会里的保护主义情绪如此泛滥，让您大为吃惊。这对于总统掌握明年到期的贸易协定快速审批权意味著什么？

这 20 年来得出的一条经验是，通过贸易以及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方法向竞争敞开大门的国家全都获益了，而其余的国家则落在了后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悖论。

但实际上你却发现，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极为强烈的保护主义情绪。在美国，在中国，在整个欧洲都是这种情况。短期的混乱及失业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清晰可见，而新增的就业却不那么容易引起注意。经济的繁荣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不那么明显。

我非常认真地聆听了一些民主党领导人在选举结束后的发言，其中有些话很鼓舞人。我和国会议员谈话的时候，他们表达的观点其实就是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观点。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在这里我得在逆流中搏击，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但我仍然非常乐观，因为我们的经济实力如此强大，而且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处在非常有利的出发点上。

在未来几年内，您是否得考虑民主党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改革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

它们是所有贸易协定中的政治公式的一部分，是不会消失的。

您如何看待《萨班斯－奥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您认为资本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许多（外部）委员会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会认真听取每个委员会的意见。不过，我在财政部并且与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 on Financial Markets）──包括（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鲁本•杰弗里（Reuben Jeffery）在内──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我会就这个问题发表讲话。

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些讲话的内容？

我能告诉你们的就是，资本市场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功的基石。它们在创造就业和繁荣经济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就（近期的）商业丑闻而言，你得追溯相当长一段时间（也许要到大萧条时期）才能看到类似的情形。我们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并且制订了规章制度，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上市的规定等。实际上，所有这些措施的出发点都是好的，而且都有合理的依据。总的来说，我认为它们对市场重拾信心大有帮助。

我关心的是要确保我们拥有强大的市场，但同时规章制度又不能过度，以致成为负担。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我认为，用不同的方式来执行现有的规章制度，就可以完成我们希望完成的工作。

接下来，还有一些更为根本而且难度更大的事情，对此我们必须从长计议。但同时，这些问题又很重要，它们不会轻易得到解决。

部长先生，您已经去过中国六七十次了吧？

我早就不去数它了，不过得有 60 多次了，很可能已经超过 70 次了。

鉴于您有著如此特殊而又丰富的经历，您能否介绍一些与中国方面谈判的经验？

关键是要明白，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种互利互惠的成功的经济关系。我们不仅要交谈，还要倾听，我们需要从长期交往的角度来处理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一切，我们就必须捱过当前的长夜，而且我们必须解决好短期问题，从而确保双方都能保持信心。

更大的灵活性、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消费问题、让他们把近 50% 的储蓄率转变为更多的消费、知识产权保护等，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就政策而言，我们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时间表上却存有分歧。我要说的问题是，加快改革步伐和行动速度，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考虑。如果中国行动缓慢而不是加快速度，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那么，您如何把这一想法运用到货币问题上？

当我与中国方面讨论货币问题时，我鼓励他们加快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给他们充裕的时间。世界不会说，“你还只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小国”，因为他们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庞大的组成部分。如果他们准备带领本国经济朝著既定目标发展，并且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即从低附加值产品制造商向更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转变──他们就需要一种灵活的、反映经济现实状况的货币。

当朝鲜方面同意重返六方会谈时，许多人把这一结果归功于中国方面施加的压力，以及我们对朝鲜当局施加的经济压力。您本人是否与中国政府官员讨论过朝核问题？

这是（国务卿）赖斯处理的问题。我的职责是在政府内部协调所有经济问题的讨论，并且努力进行影响力更大的经济对话。我深信，我们与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对话的一大益处是，一个国家与全球经济体系融合得越紧密，分裂、政治紧张局势、军事紧张局势等事件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对于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言，中国责任重大，而不稳定性则是实现增长之敌。

译者: 钱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