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William H. Overholt

    中美两国的经济都是高度多元化、全球化的竞争经济。负责运行这两国经济的制度和领导人通常都能够前瞻性地应对潜在问题。当然，这两者都存在过度的情况。美国的房价上涨、中国近些年投资过旺，都不具有可持续性。高度激励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造成美国住房市场出现超购，政府债台高筑，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采用准社会主义银行体系，严格管制利率，造成了极大的资本浪费。城乡之间人口大规模地流动，制造业领域就业率急骤下降，刚毕业的大学生迅速涌入劳动者阵营。一旦出现领导不力，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会激发海啸般的失业问题和社会动荡。但是，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的管理者都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也知道需要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如果中美两国继续沿著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将会经历一些颠簸，但都不太可能陷入严重的困境。

    什么能改变这种现状呢？两国同样面临著风险。中国需要英雄式的领导来控制自己的财政问题、社会压力和失业风险。但是，朱镕基的英雄式领导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制度化更强、在某些方面也更臻成熟的领导。这种新型领导官僚色彩更加浓重，罕有英雄特征。中国社会正在忍受改革倦怠之苦。

    美国经济不需要英雄式领导，但它的确需要高效的总统领导。而现任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使得受利益集团驱动、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的国会的影响力日益高涨。

    主要的风险是，两国政府会变得更加软弱，更加受利益集团的驱动，屈服于贸易保护分子，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可能──也许很快──使两国丧失掉全球化稳步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经历了多哈谈判失败、法荷拒绝接受欧洲宪法、美国轻视跨国公司自由化转而支持政治驱动的自由贸易协定、拉美等地区关税自由化行动失败，开放的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特别脆弱的阶段，这种风险恰好在此时出现了。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问题将始于华盛顿。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小规模的这类问题。一场有后台支撑的政治风暴推翻了中海油－优尼科收购交易，而北京随即做出反应，收紧了外商投资管理规则。如果发生一连串这样的事件，导致贸易保护措施一点点升级，世界金融市场会出现强烈的负面反应。贸易保护分子随后几乎肯定会做出只能恶化而不是改善问题的应对之策。

    主要风险不是哪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崩溃，而是两国经济将同时遭遇困境。

    译者: 刘作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