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的发家之道就是依附权贵、勾结官府

    作者: 胡泳

    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曾经出现一大批所谓“红顶商人”，就是和官吏勾结在一起“互惠互利”的商人。他们以钱换权，以权揽钱。其中最著名者，当属两个人: 胡雪岩与盛宣怀。

    胡雪岩“从一个钱庄小伙计到中国最大的官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传奇并没有多少神秘，说穿了不过是“寻租”二字。太平天国后期，左宗棠率军进剿浙江，胡雪岩通过关系谋得一个拜见左宗棠的机会，他带去的见面礼便是十万两现银，“报效军中”。

    此类“寻租租金”最终为他赢得了多大的实际利润? 左宗棠新疆平乱时期因军饷不继，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为他筹借洋款、购买军械，胡经手六笔，借款总额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累计达八百万两，仅此一事，他个人就从中净赚约二百万两银子。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使西日记》中，依据来自洋人的材料，对挖国家墙角的胡雪岩直斥为“奸商”: “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言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时胡为布政使衔在籍候补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资财，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

    因资助收复新疆有功，左宗棠亲自向朝廷保荐胡雪岩，赏穿黄马褂、赐红顶戴。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故他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然而，胡雪岩显赫一时，但结局并不那么美妙。左宗棠的死对头李鸿章对胡雪岩很不喜欢。得到李鸿章支持的另一位大官商盛宣怀对胡雪岩大肆倾轧，设计谋挤兑搞垮胡雪岩的钱庄，又使他的生丝生意破产。破产后的胡雪岩被查抄革职，失去了红顶，很快忧愤而死。

    相较胡雪岩，盛宣怀的事业办得更加轰轰烈烈。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获实授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高级官衔，几乎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多家洋务企业，被喻为“一只手捞十六颗明珠”。其可圈可点的业绩有: 有感于“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建立了官督商办的招商局；1879 年成立中国第一个电报局；1896 年接办汉阳铁厂；1897 年策划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通商银行；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1911 年，策划“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保路风潮，终致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先遭清廷“著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后遭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抄没家产，一生写尽中国近世商人与政治力量相结合的无奈。

    1886 年底， 盛宣怀在给李鸿章所上的禀帖中，向李鸿章明确表示，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如此，“百年之 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他认为，“职道每念及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有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盛宣怀是有志于当一个商人的，他认为即使官做到督抚，姓名得以流传后世者也没有几人，因而“做官不及做事”。

    然而，在盛宣怀的头脑里，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即要做事，必须依靠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的保护扶持，要“竭我生之精力”“助我中堂”，这样，才可以达到“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的目的。

    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 1912 年 12 月由当时的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 1928～1929 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 1933 年 4 月又命令清理发还。虽然庞大的盛氏财产经历了失而复得的命运，但它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被盛宣怀的子孙们挥霍殆尽。宋路霞著《上海的豪门旧梦》用大量篇幅讲述豪门后代的故事。比较有意思的是，豪门后代中很少有人能继承第一代富豪的发家生意，即便后辈中那些成功的商人也多是另开一路再度创业而发达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第一代的发家生意，譬如盛宣怀依附李鸿章的发家生意，其后代已经没有条件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