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泳

    官商勾结的结果本身存在一种不稳定性。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进展，以前的种种官商勾结必然会成为非法。原来没有法律可循，商人们可以钻法律的空子。一旦新的法律建立起来，过去的一些行为马上就会被判为非法。

    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迈步。在民主、宪政、市场的原则下，国家不仅不干涉经济，反而保护商人，因为商人是税收的源泉，合法致富是人们引以为荣的事情，甚至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商人对政府的义务只是纳税，而政府有义务为商人提供各种服务，商人的权益受到法律的广泛保护。

    在世界变平的时代，中国要按照国际规则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竞争。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国际竞争实际上是经济管理制度和企业制度的较量。中国的企业家更加认识到，重要的是熟悉和掌握通行的商业规则，增强自己的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素质，而不是攀附权力，黑箱操作，获取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利润。商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地位正逐渐凸现，中国有望在历史上第一次诞生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商人不再是官僚的依附者，商业活动也不必在官商勾结共同谋取暴利的旧体制下运作。现代意义的公平竞争开始发端，商业在中国的真正兴旺，也许已不是遥远的梦想。

    经济学家吴敬琏观察到一个现象：目前中国经济中的转型成本即物质变换成本很低，但是交易成本却很高。交易成本高有多种原因，如制度不健全、规则不透明、诚信状况不好等，都会增大交易成本。官商结合无疑也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现。中国具有极其优越的低转型成本优势，但境外企业同样可以利用这种优势，在中国设厂加工。如果中国企业不能解决过高的交易成本而失去总成本的优势，就将不可避免地在竞争中败北。

    官商结合走到极端，便会导致所谓 crony capitalism，即裙带资本主义，或称权贵资本主义，即“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这个词原是针对亚洲一些国家（如菲律宾、印尼等）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提出的。庄礼伟认为，亚洲式裙带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

    （1）前现代性。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

    （2）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这也导致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在企业和基金会兼任职务、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

    （3）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家族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密友们的家族，均能在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中成为超级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

    （4）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网络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总之，权贵资本主义的存在，致使公共权力不为民所用，而为不法资本所用。

    寻求政治庇护，开展特权竞争，对社会整体而言，有其固定的机会成本。企业家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当很多的企业主把这些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用于追逐经济特权时，他们投入企业经营改善和产品服务改良的时间和资源必然会减少，社会的明显损失就相当于如果这些企业精英把同样的时间与资源投入生产性的活动所可能添增的经济效益的总和。

    但追逐特权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此，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这些活动会对一个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造成显著的伤害。对于一个处于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下的开放性经济体系，过度的特权竞争活动不仅会造成国内消费者购买力的损失（也就等于生活品质的下降），而且必然会增加产业的额外成本负担。最明显的就是企业必须承受土地与房租成本的上涨，以及承受公共建设在质上的缺陷与量上的不足之苦，而且还可能要为政府的贪污浪费负担高额的赋税。在国家层面上，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可靠的法律保障，寻租猖獗，不能建立平等的竞技场，资金就会逃之夭夭。

    追逐经济特权现象对一个社会的伤害，不仅仅在于经济效益的问题，还涉及分配正义的问题。官商结合必然会扭曲社会财富的分配，累积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反金权政治的运动可能趁势而起，而且极易激荡成为一种反商情结。如果社会的弱势团体无法在正式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得到反击的机会，就可能在体制外进行抗争，形成另外一种社会对立冲突的来源。官商勾结的泛滥，更可能引发公权力的正当性危机。一个社会的国家机构的公正性如果遭到普遍的怀疑，公权力就难以有效行使，整个社会的违法脱序现象就会不断出现，成为一个难以治理（ungovernable）的社会。这对企业的经营而言，是极为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