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性方法

    特约作者：谭瑞 丁杰 李广海

    可持续发展是不二之选

    人类正在以超过资源再生的速度消耗资源。数据（2003 年）显示，人类的生态足迹（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自 1961 年以来增加了两倍多，到 2003 年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能力的 25% 左右。据预计，人类对于自然的需求在 2050 年将是自然界生产能力的两倍，即人类将需要两个地球来维持其对资源的消耗！在这样的生态赤字水平下，生态系统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许多生物栖息地遭到毁灭或恶化，物种多样性和人类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行动，生态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系统的大规模崩溃极有可能发生。

    为此，必须及时采取措施以扭转这种局势，而城市是需要采取措施的急所。城市（包括家庭、建筑、供电和交通系统等辅助性基础设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根据世界银行的城市化统计数据，全球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其中 20% 以上居住在人口 100 万以上的大城市，而且预计上述比例今后还会上升。

    在欧洲，欧盟于 1990 年发表了“城市环境绿皮书”，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调。在绿皮书中，欧盟大力倡导在目前的城市边界范围内发展，减少交通需求，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此外，欧盟还支持在维持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发展紧凑型城市，将投资引导到现有城区，振兴老城，建设以步行为主的、市中心环境优美的城市，利用绿化带抑制城市的扩张，并围绕铁路枢纽进行相对高密度的发展。这种紧凑发展政策在欧洲的成功，有赖于两个关键因素：有关措施能够在各政府部门层面上协调有序地实施，而且农田被赋予高价值。

    而在美国，紧凑型城市、限制轿车出行、提倡公共交通等都仍备受争议。反对城市持续扩张的人士与希望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的人士之间依然存在深刻分歧。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20 年代。当时有观察人士对大都市的扩展表示担忧，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政策来抑制城市的扩张。到了 90 年代，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争论焦点是精明增长。所谓“精明增长”，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保护公共空间，提高交通便利性，振兴老城等。虽然目前很多城市和州已经采取了这一发展理念，但是否成功尚不明朗。那么，为什么欧洲在这方面比较成功，而美国却阻力重重呢？首要原因是对物权的法律保护限制了美国政府控制土地开发的能力，另一原因是美国大都市的治理权高度分割，很难进行协调规划。

    通过对欧美的对比可以发现，单一的城市形态解决方案或政策方法无法适用于所有环境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性特点来制定政策和方法。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当地的过程，并可总结为“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性方法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城市发展历史，很多资料都显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商君书》中就预见到，若城市与农村不能实现更和谐的平衡，城市化就将失败；如果一个城市过大，农村就无法为其提供支持；如果水资源受到污染，城市就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清洁水源。历史已经证明了《商君书》的正确性：在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城市经常会遇到由供水、污水排放、人口密度过大导致的疾病或社会不稳定等严重问题。很多历史名城之所以保存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统治者对发展战略的不断关注。

    在过去 20 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 1985 年的 24% 攀升到 2005 年的 43%，在全国产生了 3.1 亿以上的新城市人口，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经济的快速增长、高速工业化以及日益增加的农村移民流，使城市非持续性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从 1985 年到 2005 年，在经济规模增加了 6 倍多的同时，中国所使用的石油是 1985 年的 3.6 倍，电力是 4.3 倍，排放的二氧化碳是2.2倍。城市化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

    中国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蕴含巨大的经济、安全和社会风险。要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就需要在今后 15 年内将能源供应增加一倍。除非能源消费发生根本性变化，否则这样陡峭的能源需求曲线将限制中国的发展，并可能威胁到国家能源安全。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及其周边的农村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例如，在 1985 年，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约为农村人口的 1.86 倍，到 2005 年，这一比例已经攀升到 3.22 倍。迅速拉大的收入差距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在这种快速经济发展模式中，大自然成了最大的输家。水利部 2005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江河湖泊中有 39% 的水不能饮用，甚至不适合人类接触；而 21% 的水因为受到了严重污染，甚至无法用于农业或工业用途。近期太湖水域爆发的蓝藻危机就是一个痛苦的例证。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深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2006 年 10 月政府高调推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且在各省市的五年规划中增加社会和生态发展指标。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在中国大陆全部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2006 年只有北京达到了政府要求的每年单位 GDP 能耗降低 4% 的目标。

    造成以上严重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政府官员仍然认为经济快速发展是首要目标，而错误地认为社会和谐和环境保护是次要目标，而不是对未来发展的生产性投入。

    摩立特集团对此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追求可持续发展不需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相反，这些目标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例如，国际研究显示，在正确考虑全部成本因素后，一座环保型的大楼不比一座普通的大楼昂贵。而且，在环保型建筑内工作的员工的效率要高 6% ~16%。其中能源节省和员工生产力提高可以为大楼租户和开发商带来商业回报。因此，实现生态目标（此处指环保型建筑）有助于实现经济目标（此处指对开发商和租户所获得的效益）。

    摩立特集团倡导用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来解决中国城市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我们的方法论的核心是 良性循环圈（见图 1），即在解决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各种挑战的同时，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

    此方法论的关键点，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提高当地产业竞争力的氛围，比如采取有助于发展产业集群的财经政策。全球性的研究显示，高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能够带来其所在地区的繁荣，从而有助于解决社会矛盾，并提高民众对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需求。建设有吸引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反过来又有助于当地吸引世界一流的公司和人才，而这些一流公司和人才进而又帮助提高当地产业竞争力，就此步入良性循环。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需要具备的三个关键成功要素

    观察中国城市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它们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需克服的困难，我们不禁会问：在中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究竟是可行的想法还是仅仅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问题很难笼统地回答。即便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可持续性发展也受到了质疑。中国与美国相比，由于自由市场的力量比较小，因此它在为实现持续发展而开展复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改革时具有一定优势，但问题仍然很多。

    摩立特集团在与全球各地的城市和地区的合作中，总结出三个主要成功要素。具备这三个要素不一定就能成功，但无疑会大大增加城市可持续发展取得成功的几率。这三个要素是：

    ●确定明确的远景和一套系统、可行的主要考核指标（KPIs）

    ●在发展本地产业竞争力的最初阶段，有明确的产业发展重点，以及

    ●在考虑采用各种可持续性政策和技术时，仔细评估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和城市的当地情况

    可持续城市的发展远景和指标体系。由于良性循环圈的各部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一种持续的、系统化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法论必须为城市的未来设置明确的经济、社会和生态远景。大多数成功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对这样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可持续性对我们的城市意味什么？”或“我们希望通过可持续发展实现什么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城市远景不仅仅是政府的推广口号，还应该是一座灯塔，为各层面决策者在进行困难决策和选择时提供指引，从设立政策框架到构建具体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控制规定。在中国，为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确定明确的远景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可持续发展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同时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个方面。比如，上海崇明岛的东滩生态城就准备建成“一座复合生态的城市、一座通达的城市、一座紧凑的城市、一座水上的城市、一座绿色的城市、一座零碳排放的城市、一座城乡融合和谐共处的城市”，而河北廊坊的发展远景则是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社会文明的生态城市”。

    赋予“成功”一个可衡量的定义，同样重要。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为决策者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提供指引。指标体系必须根据各个城市独特的经济、社会和生态背景来“量体裁衣”，同时它必须是可行的、可衡量的。指标体系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出发点，明确“什么是可持续的城市”以及“我们达到什么程度算是成功”。

    可持续性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因此指标体系和目标也有所不同。在中国，国家环保局已经制定了一套全面的指标体系，作为考察城市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该体系中有 28 个指标，包括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等 8 个经济方面的指标，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等 9 个社会方面的指标，以及森林覆盖率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11 个环境方面的指标。

    发展本地产业竞争力的初期重点。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如果没人住得起环保型建筑或有足够的金钱来关注周边环境质量，那么也就没必要建设新型环保建筑和节能的交通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本地经济的繁荣，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培养本地产业的竞争力。因此，产业竞争力在中国将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上世纪 90 年代，哈佛商学院教授暨摩立特集团创始人之一迈克尔．波特教授就在其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了旨在发展产业集群的产业规划和经济政策的巨大意义。产业集群是指，在地域上彼此接近、某个特定领域相互关联的公司和相关机构通过共同点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图2是摩立特集团为中国某城市所建议的电子与电信设备集群的示意图。）

    产业集群与孤立的产业不同，它能够创造有益于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环境，进而增加企业的竞争力。那些彼此间毫无关系、被生硬地放在一起的产业（例如开发区）通常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低成本要素（劳力、材料等）或开发区提供的财政优惠（税收等）来培养竞争优势，而遗憾的是这些竞争优势难以长期存在。随其他先进经济体的发展，它们最终往往会失去市场，输给成本更低廉的地区。相反，如果这些产业之间能够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产业集群，其竞争优势的根源就可以从低成本转变为创新，而创新正是形成长期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摩立特集团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每个有竞争力的美国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产业集群（见图 3）。

    有关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显示，产业竞争力与本地的繁荣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繁荣使得人们对于整洁安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对那些希望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的政府来说，发展当地产业竞争力是首要任务。

    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包容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部分地区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却经常很遗憾地听到有人说农业是低附加值的活动、农民都应该转移到制造业。这完全是偏见。农业是任何可持续经济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像荷兰、以色列和哥伦比亚农业那样具有很高的竞争力。以荷兰为例。那里土地资源缺乏，是西方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荷兰一直致力于将农业从分散的、劳动密集型向高投入、高度机械化、以研发为中心的现代农业模式转变。 同时，将农业人口从单纯的面向国内转向以出口导向型引导。经过多年的发展，人口不到 1,630 万的荷兰现在是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仅次于美国。2005 年，荷兰的农业总产值是 250 亿美元，占 GDP 的 4%。这种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能为农民创造机会，包括就业、提高收入和社会进步，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可持续性政策和技术所包括的范围。 从中国很多城市面临的社会和生态共性问题来看，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将有助于城市的未来规划。

    第一，在城市规划的各方面使用节能和环保产品、技术及概念。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环保节能型建筑、可再生资源、低排放车辆、垃圾管理和回收，等等。此外，还可以采用产业区和居住区混合的形式来鼓励就近就业，减少对大规模交通运输的需求，从而降低汽车造成的污染，避免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方面过度投资。

    第二，采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来进行城市规划。由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和不同价格水平的物业所组成的混合式居住区可以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富有的和贫穷的、蓝领和白领等），使城市更富活力和多元化。如果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延伸，可以要求城市规划方案的内容必须包含农村与城镇的融合，以及城乡之间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

    第三，文化保护。在建设各种新奇城市项目的同时，不应该遗忘和丢失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和当地城市的传统文化应该被作为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设计开发的基础，帮助实现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乃至人类之间的和谐。

    结论

    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转折点，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作为新型模式，将引导中国在最紧迫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等方面取得重要进步。今天中国在城市规划时所做出的选择，将影响到当代和后世子孙的幸福安康。

    实际上，中国独特的优势使得其完全可以成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领先者：中国有无与伦比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很多地区因为尚不存在大型基础设施，从而可以避免历史遗留问题；此外，由于政府作用强大，其介入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区域发展的一个优势。

    我们希望通过本文使读者意识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不仅极为必要，而且十分可行，完全符合现行的发展经济、和谐社会和生态保护的政策方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对经济、民众和环境都将产生巨大效益。我们相信，作为市场推动力量的房地产开发商也会发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将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