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rc Gunther, Adam Lashinsky

    一位重整旗鼓的政治家（阿尔•戈尔）、一位传奇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和一位顶尖金融家（大卫•布拉得）怎样结成联盟来实现一个大胆的目标：改造规模达 6 万亿美元的全球能源产业

    此刻在沙丘路（Sand Hill Road）上，正是午饭时间，阿尔•戈尔（Al Gore）想要答案。“功率如何随纬度变化而减小？”他问道。“一座电站能给多大范围的社区供电？如果像通用电气（GE）这样的制造商想生产较小的涡轮机，现有的技术能支持吗？”我们正坐在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风险投资公司巨大的会议室里，合伙人在这里召开每周例会。戈尔从自助餐台上盛了一盘中国菜，接向 Ausra 公司的管理团队提出一连串细节问题。Kleiner 公司投资的这家公司位于帕洛阿尔托，其技术是使用平板卡车那样宽的镜子将太阳能聚焦，产生电能。

    戈尔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太阳光在南达科他州以北减弱，Ausra 公司的一座电站可以为 12 万个住家供电，而且小型涡轮机的确也能顺利运行─随后，他由发问转而去解决问题。他在跟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芭芭拉•鲍克瑟（Barbara Boxer）聊天时表示，“我们正朝目标靠近。”他对国会是否会延长 Ausra 公司一向所依赖的免税期并不乐观。为游说上层人士，他当场提出组织一次峰会，集中介绍公司的太阳热能技术，让立法者和其他政策制订者了解其潜力。他认为，如果在通用电气来一次布道将更有成果，尽管 Ausra 公司只是个小客户。“我跟伊梅尔特（Immelt）很熟。”他说。他指的是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我们应该安排一次会议。”

    戈尔看起来完全得心应手，但事实上他正在进行类似在职培训一样的练习。这位重整旗鼓的政治家、环保活动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又在他的简历中增加了一个头衔：风险投资家。用戈尔的话说，在“持续谈了一年半”后，他决定加入 Kleiner Perkins 这家位于硅谷的知名风险投资公司，成为老朋友约翰•杜尔（John Doerr）的合伙人，并且活跃地参与工作。

    投桃报李，杜尔为此将加入世代投资管理公司（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高级咨询委员会。这位大师级的社交家曾成功地投资了网景（Netscape）、亚马逊（Amazon）和谷歌（Google）。世代投资管理公司三年前由戈尔和高盛资产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的前首席执行官大卫•布拉得（David Blood）在伦敦共同创建，资金规模为 10 亿美元，专事分析和投资 “可持续”的上市公司。在过去五个星期中，戈尔、杜尔和布拉得一致同意向《财富》杂志独家披露他们缔结的新联盟。

    他们已经开始共享信息。世代公司发现一家从事碳交易的小公司，Kleiner 就会对其进行分析并与世代共享信息，从而了解有哪些新兴企业可能会威胁世代所投资的已在业内确立地位的公司。不过从长远来看，他们是想努力推动更大的事业，用戈尔的话说，它“比工业革命还要大，而且快得多”。他们认为，要阻止全球变暖，就得彻底改造规模达 6 万亿美元的全球能源行业。火电站、加油站、内燃发动机、石化产品、塑料袋，甚至瓶装水，都要让位于给清洁、绿色和可持续的技术。“我们要实现的是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和马歇尔计划的结合体，然后在全球推广。”戈尔接说。“如果说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能实现这个目标，那未免过于乐观。我们就是想做好自己的份内事。”

    这个目标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宏伟？当然是。那会不会有人指责他们为朋党？很有可能。满世界旅行的有钱人坐喷气飞机往来于各处住所，却要跟我们说教，谈什么气候变化，这是不是有些不协调？当然是。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真看待戈尔和杜尔的计划。尽管戈尔作为总统候选人并未如鱼得水，但他已经成功展现了如何利用大众媒体来影响公众观点的诀窍。[据他估计，他已经将亲手制作的关于全球变暖的幻灯片播放了不下 1,000 遍，而以记录片形式呈现的《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则让他摘得奥斯卡奖。] 同时，杜尔也表现出了运用风险资本来创建或者瓦解整个行业的才能。简而言之，环保主义先锋和沙丘路教长携手把众多注意力和巨额资金吸引到那些试图减少依赖化石燃料的公司身上。

    然而，他们还面临一个障碍。在 Kleiner Perkins 进行了第一次环保投资五年后，迄今还没有解决“退出”─风险投资术语，专指对所投资的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或转手出售─的问题。杜尔把这个时期与 1995 年 Kleiner 将某个搜索引擎上市之前对互联网的投资相提并论（后者被他定义为“地球史上最伟大的合法致富”，这已成了名言）。现在，他正在思考：“哪家公司会引领这次景气潮流？谁能成为绿色创新版的网景公司？”

    戈尔的眼神有些疲倦，他又要了杯咖啡。这丝毫不奇怪。现在是星期二早上。四天前，他和妻子蒂珀（Tipper）一大早就赶到了旧金山，等候他是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引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告诉整个世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险”。）在飞回纳什维尔前，他们中途在菲尼克斯稍事停留，戈尔在那里的一场广告业大会上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 Current TV，那是他在 2002 年与人共同合作创立的面向年轻人的有线电视网络。周末，蒂珀为他举办了一场约有 150 位好友参加的派对。乡村歌手凯西•梅蒂（Kathy Mattea）和金•里基（Kim Richey）来到这次在纳什维尔公园咖啡馆（Park Cafe）举办的聚会献艺。“这是个不错的周末。”戈尔咧嘴笑说。

    这会儿，戈尔、杜尔和布拉得正聚集在戈尔家的后院。他的住所位于纳什维尔的贝尔米德（Belle Meade）区，价值 230 万美元，面积 10,000 平方英尺。就是这座豪宅─戈尔的批评者们一直认为它是座豪宅─给这位前副总统贴上了能源狂人的标签。他总会急说明这座住宅由嵌在房顶上的 30 多块太阳能光伏面板来供电，地面还建有 300 英尺深的地热井，而且它已经获得美国绿色建筑协会（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的节能住宅认证。戈尔给每个人上了咖啡或瓶装水（嗨，没人是完美的），然后开始解释为什么他要将倡导的事业与追求利润相结合。“尽管这不是企业的常用方式，但我们想向每位在微观、宏观、系统整合和全球思索等层面上的发明家、企业家及创意人大声疾呼，通过我们结成的联盟提供一个数据交换中心，寻找并选择当今世界最有希望迅速解决气候危机的办法。”他一口气把话说完，中间没有停顿。随后，戈尔显然从高谈阔论中回过了神，于是降低调门说：“我们都认为，市场必须起到关键作用。”

    戈尔、杜尔和布拉得三人的专业领域迥然不同。戈尔这个曾经的美国政治金童在 2007 年 3 月份已年届 60 岁。除了在 Kleiner、世代和 Current 公司担任职务外，他还兼任谷歌的顾问和苹果公司（Apple）的董事。他还在帕洛阿尔托成立了一个名为气候保护联盟（Alliance for Climate Protection）的游说团体。有时候，他的行程安排完全像总统一样：在纳什维尔接受我们采访的一周后，戈尔拜访了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领导人，讨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活动家，石原农场（Stonyfield Farm）的首席执行官加里•赫什伯格（Gary Hirschberg）认识戈尔多年，他说：“当他还在白宫的时候，我反而更容易见到他。”

    当然，戈尔从未真正“入主”白宫。但他一直在应对外界有关他是否仍有计划进军白宫的猜想。他会不会突然参加竞选？“能够一直专注做自己最想做的工作，是一种奢侈。”他说。当被要求详加说明时，他补充道：“用大段文字来精确描述，不如说我觉得我正在做的事是正确的，来得更有意义。”这么说来，问题的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尽管像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那样，他没把话说死。目前，戈尔看起来的确很享受在纳什维尔附近的活动，他也将继续以此为活动基地。他解释说，由于不会每天都在沙丘路办公，因此他安装了一个高清视频会议系统，以便接入 Kleiner 的合伙人每周例会。

    如果说戈尔是这个团队年长的政治家，那么杜尔就相当于推销员。他以精力无比充沛和面向高端客户的强力推销术而著称。现年 56 岁的杜尔瘦长结实，像鸟儿般轻快地从一个话题切换到另一个话题。他的特长是能使他周围的人跟他一样坚信他当前的事业─最初是个人电脑，然后是互联网，现在则是环境。布拉得满头银发，现年 48 岁，可能是这个团队中最年轻的，但他能熟练地管理比 Kleiner 更大规模的资金。在高盛时，他坐镇伦敦，管理公司 3,250 亿美元规模的资产管理部门。已经从高盛公司退休的高管菲尔•墨菲（Phil Murphy）目前在为民主党筹集资金，他将布拉得引荐给了戈尔。

    戈尔与杜尔 12 年前相识，当时戈尔担任副总统，跟杜尔会面讨论技术和教育政策。由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人们经常看见他们在一起，风险投资家斯图尔特•奥尔索普（Stewart Alsop）拿他俩开了个玩笑，印制和分发了几百个徽章，上面写“戈尔和杜尔在 2004”（译者注：指美国总统竞选二人组搭档）。杜尔称，他从未考虑过加入选举办公室，但他盛赞戈尔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觉悟。

    2005 年 6 月，杜尔邀请戈尔一家以及 Sun 公司（Sun Microsystems）前任首席科学家、现为 Kleiner 公司合伙人的比尔•乔伊（Bill Joy）到家中共进晚餐。在大家品尝咖啡和甜点时，戈尔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接上投影仪，向在场的人演示了幻灯片。当时，电影制作人戴维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正将该片制作成一部相当于电影长度的纪录片。“直到阿尔在我家播放了幻灯片，我才明白。”杜尔说道。[杜尔在其他的场合也曾将他的转变归功于他的女儿玛丽（Mary）、赛格威两格车（Segway）发明者迪安•卡门（Dean Kamen）、比尔•乔伊，以及他的好友和越野滑雪伙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om Friedman）。]

    2006 年，戈尔和布拉得意识到，世代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广泛调研还有别的用途。首先，世代公司的投资分析师会搜罗到各种有意思的公司内幕和市场趋势。可是，因为眼下他们只投资于上市公司，所以这些派不上用场。记得戈尔说过：“我们开始考虑怎样通过别的办法运用这些信息。而且我说过，｀嗨，这世上最合适的莫过于 Kleiner Perkins 了。＇”

    Kleiner 一直涉足环保投资，曾为燃料电池制造商 Bloom Energy 和太阳能新兴企业 Miasole 这类公司提供支持。它还资助其他将无污染技术延伸到极至的公司：Terralliance 拥有一项发掘化石燃料的秘密技术，而 GloriOil 则利用超级病菌来加快成熟油井的产量恢复。“GloriOil 不应该用这个名称。”杜尔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在给自己辩护。“它更应该叫 GloriMicrobes。”

    2006 年，戈尔找到杜尔，商量 Kleiner 与世代的“智慧融合”，杜尔觉得这个想法值得探讨。随对新建 IT 企业的资金要求大幅下降，这的确是开发新领域的大好时机。

    杜尔请 Kleiner 新近聘请的负责消费者网络投资的一位年轻合伙人鲍康如（Ellen Pao）组织一场由 50 名环保思想领袖参加的会议，让合伙人和他们自由探讨潜在机会。2006 年 5 月，他们在旧金山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召开会议。蒲朝瑞（R. K. Pachauri）也出席了会议，后来他领导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 Global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和戈尔一起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另外，巴西科学家约瑟•戈登伯格（Jose Goldemberg）也参加了会议，他促成了自己的国家鼓励利用甘蔗制造乙醇。

    Kleiner 绝非是第一家进行无污染技术投资的风险投资公司。VantagePoint Venture Partners 和 Nth Power 更早进入这个行业，公司的前合伙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尽管已不在公司上班，但仍是 Kleiner 的一员。他在杜尔皈依环保事业之前就已经在倡导替代能源投资。现在，Kleiner 和科斯拉新成立的公司一起共同投资了几家企业，其中包括 Ausra。

    这种转变在公司里激起了几丝涟漪。甲骨文公司（Oracle）前总裁雷•林恩（Ray Lane）称，有些合伙人担心公司对环保产业的注意力会分散其对传统 IT 业务的关注。但显然，开弓没有回头箭。Kleiner 公司在 2006 年 2 月宣布其最新基金额时，把 6 亿美元总额中的 1 亿美元分配给了无污染技术投资，7 个月后又将资金增至 2 亿。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这类投资者如何看待这一举动呢？总体上说，由于他们的投资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因此有意让 Kleiner 公司放手去做。

    随 Kleiner 加快步伐，杜尔在环保投资领域的影响已变得无处不在。2006 年，他协助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通过了一项加州法案，旨在强制减少该州的温室气体排放。最近，杜尔一直在开一辆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Toyota Prius），他说女儿伊瑟（Esther）不愿意驾驶别的车。他在 2007 年有技术人员参加的技术、娱乐和设计（TED）大会上奔走，恳请与会者拯救环境，吸引了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少数人的窃笑）。“他充满智慧而又干劲十足，令人难以置信。”Kleiner 的一位合伙人兰迪•考米萨（Randy Komisar）说。“约翰热情洋溢，难以按部就班地去工作。”

    创业者尤其渴求杜尔有空，还有他关于业务方面的专家意见。Kleiner 投资的新公司 Amyris 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梅洛（John Melo）说，杜尔最近帮他物色了一位首席财务官，促成了一次关键性的合资，并在公司的实验室推行了一套绩效管理系统，令生产效率达到原来的两倍。“我请求他给我一点时间。”梅洛说。“我在一个月里边最有成效的一个或两个小时就是和约翰在一起的时间。”

    在人群面前，杜尔的风格有时候像个鼓舞人心的演说家，有时候又像个研究生院研讨课的教师。在其中有《财富》杂志记者列席的某次会议接近尾声时，杜尔建议大家集体讨论在 12 月合伙人回顾会议上应该考虑的问题。大家围长长的会议桌而坐，由杜尔主持讨论。他的助手、拥有两个技术博士学位的许文（Wen Hsieh，音）在黑板上用魔术笔草草记下提出的问题。杜尔本人想知道的是 Kleiner 的绿色科技倡仪如何产生最持久的长期影响。戈尔思考的是怎样为那些希望“摆脱电网”而生活的美国人服务。这是个受欢迎的话题。Kleiner 的合伙人泰德•施莱恩（Ted Schlein）想到的则是如果油价直线下跌，Kleiner 会作何应对。合伙人─也是生物技术专家─布鲁克•拜尔斯（Brook Byers）提出了一个需要关注的最迫切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聘请更多能源领域内的专家？”环视整个房间，很显然，Kleiner 聘用了过多的策士和博士，却没有一个有资深能源领域背景的人士。

    作为一个仰赖高科技生活的人，杜尔明白他必须走出自己的安乐窝，带领 Kleiner 进入这个新时代。因此，2006 年夏，他沿秘鲁雨林中的坦博帕塔河而上，拜访了由非营利组织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管理的一家研究中心。但他却很难适应无法上网的困境。金刚鹦鹉在头顶上嗖嗖飞过，猴子在丛林中尖叫，杜尔则不停地拨弄卫星电话和手提电脑，急查收电子邮件。其中的一个旅伴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回想当时的情景：“我们超出了网络的服务范围，这让约翰很不自在。”

    的确，在过去 30 年中，杜尔所做的大部分最佳投资都离沙丘路不远。在那里，他能与各公司的高管们密切联系，并利用深厚的技术界人脉关系。杜尔一直认为，这是他作为风险投资家的最大优势。

    除了距离之外，组建替代能源领域的智囊团也是他面临的新挑战。尽管杜尔学东西很快，但他仍然是新手。雷•林恩多年来担任软件行业高管，而那些更年轻的合伙人如特雷•瓦萨罗（Trae Vasallo）和艾伦•帕奥（Ellen Pao）都来自 IT 行业。大家已经开始忙给自己做环保知识充电。即使是 Amyris 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梅洛─他曾管理过 BP 在美国的燃料业务，且非常依赖杜尔的建议─也深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我觉得他们不了解能源市场的结构。”他说道。“我不知道 Kleiner 里有谁处理过那个领域内的复杂问题。”虽然杜尔表示 Kleiner 会聘请更多专家，不过他仍然认为对风险投资家而言，诊断形势和协助创业者的能力比行业经验更重要。绿色产业可以说尚是一片新兴的绿色原野。“你不可能在重组基因行业尚未形成时就聘请到一位业内专家。”他指的是 Kleiner 在 70 年代投资基因技术时曾经面临类似问题并成功解决的案例。戈尔在这一领域当然能提供帮助，比如将 Kleiner 的人介绍给顶尖的大气科学家或政府决策者。政策和政治是他的专长，这将对无污染技术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一个新的难题是，与组建一家软件公司或互联网公司相比，能源行业对资金的要求大得多。因此，虽然 Kleiner 的资金能帮助那些公司开始运作，但建造电站或制造汽车所需要的复杂融资已远非其力所能及。

    杜尔明白接下去的情况有多复杂。大多数风险投资家的成败，只看他们取得的投资回报。被问及将如何衡量其环保投资倡议是否成功时，他提出了五项衡量方法：“我们保住公司，我们支持的各家企业的发展水平，我们新加盟的合伙人的素质，我们投资带来的回报以及我们减少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

    平衡这些因素，也是戈尔所面临的挑战。在 Kleiner 办公室里与 Ausra 召开的会议结束时，这家太阳能公司的一位高管开始夸口说，Ausra 正在建造的电站将打败核能、地热、洁净煤和太阳能等能源解决方案。戈尔打断了他的话，神色略带警告意味。“你知道，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发挥作用。”他说。“我不喜欢看到你把阻止竞争作为核心内容。”

    这提醒了我们，戈尔和他的合作伙伴意欲何为。纵然赚钱在硅谷一直被奉为圭臬，但这些人还打算去拯救这个星球。

    译者：陈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