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是：“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这句话，政治家们都喜欢，列宁曾经摘录过（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人民出版社，1960 年），而毛泽东又从列宁那里转摘：“｀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论持久战》）。

    我们知道，《孙子》虽然是一部兵书，通篇贯穿的却是“慎战”的主线。在孙子那里，战争从属于政治，其目的不是为战而战，而是为了实现安国保民的最终目的。李零说，孙子比克劳塞维茨更政治，克劳塞维茨比孙子更军事。孙子名言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孙子讲先礼后兵，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当作理想，伐谋不服才伐交，伐交不服才野战，野战不服才攻城；轮到攻城，反而可能发生逆转，进入谈判和媾和。而克劳塞维茨虽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他可不讲先礼后兵。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所以他重视战斗，寻求主力会战，并以此为其全部战争理论的重心，将毁灭敌军视为最高理想。从老毛奇以来的德国军事家一直看重的是克氏对武器、实力和彻底打垮、暴力无限的强调（如埃里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解放军出版社，2005 年，第二版）。而对于孙子，大战略的目的是长治久安，根本不是征服、胜利。

    然则，一旦开战，就谈不上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已经打开了，还有什么“不战”？所以，孙子也讲“五事七计”，实际是一个战略上的数学模型。所谓“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用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是战略要素。克氏所说的战略要素包括五种：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一卷，第 185~186 页）。精神要素，是军队的武德、统帅的才能和政府的智慧；物质要素，是军队的兵力配置；数学要素，是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和地区，制高点和战略要地；统计要素和给养相关，包括行军、宿营、作战基地和交通线。

    克劳塞维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而我们看到，在孙子的“五事七计”中，“道”居第一位。台湾学者钮先钟曾在其《孙子三论》中对《战争论》和《孙子》作过言简意赅的宏观比较，比较结果共计 11 条，大略为：在战略层次上，孙子比较重视大战略，克劳塞维茨较为重视作战层次；在战争性质上，二人有所暗合，且都有慎战思想；克劳塞维茨极端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而孙子很少论政，其思想是以“兵”为核心。其实，孙子用一个“道”字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这里的“畏”是衍文，“不危”则是“不诡”，即“不违”的意思。也就是说，要用开明的政治，取得民众的支持，上下一致，没有二心，就可以生死与共地争取胜利。

    道，就是民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是政治。孙子将“主孰有道”作为“七计”之首，认为统治者的政治清明与否对战争胜负是第一重要的。孙子在《形篇》中还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

    在战略中强调以民为本的“道义”的份量，是中国战略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正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说，“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故得道之兵，车不发轫，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招义而责之，大国必朝，小城必下。”

    “道”的本义是道路，即《说文》中说的“所行道也”，后来引伸出规律的意思。老子以“道”作为宇宙的本体，“道”是其最高的哲学范畴；孔子则将“道”视为一种政治思想原则；孙子之“道”接近于孔子之说，曹操将其解释为“道之以教令”，杜牧注“道者，仁义也”，含有教化、爱民之意。“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化服士民，上下同心也”（见《十一家注孙子》）。这实际上是说，政治对于军事具有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