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胜”作为一个普遍的范畴，存在于各种对抗之中。“胜”，既是力量对抗的目标，也是力量运用成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是一门如何求胜的科学和艺术，它需要对“胜”做出明确的解释。《孙子》中，胜负观的基本点如下：

    首先，孙子主张战略上的“全胜”（详见《谋攻》）。《谋攻》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强调的是在谋全局、定全策的基础上，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消耗求得全胜。他认为，即使作战胜利，却兵卒劳顿、损失惨重、代价巨大，也是作战原则所不提倡的。

    孙子反对的是西方所谓“皮洛士式的胜利”。皮洛士是古希腊国王，曾率兵与罗马交战，付出惨重代价后最终打败了罗马人。后人以“皮洛士式的胜利”比喻付出惨重代价且得不偿失的胜利，等于说赢了眼前的胜利，最后却导致更大的失败。

    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必以全争于天下”，是谋攻的最高原则。这种不采取军事手段而用其他手段使敌人屈服的战略，被后人称为“全胜战略”。为了使“全胜”思想更具有可操作性，孙子在《谋攻》中还对胜敌的方式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和研究。他指出，战争不是胜敌的最好方式，如果将胜敌的手段分出优劣高低来，通过谋划取胜应该是最优的选择，其次是以外交手段胜敌，最下策才是依靠交战和攻打城池的办法获胜。

    “全胜无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中国战略的“全胜”思想，是将目标与代价联系在一起看待的。在中国战略家看来，代价过大的“胜”，是“曲胜”，是有缺憾的“胜”；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胜”，是“全胜”，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胜”。中国战略思想，不主张力战、苦战，而主张智战、巧战，企求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

    孙子提出“易胜”：“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诉诸兵刃，浴血而胜，天下曰善，然而孙子深不以为然，因为为将者既未能见微察隐，取胜于无形，又未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意志较量上超出对手，故曰“非善之善者也”。如曹操所说，“交争胜也。太公曰，争胜于白刃之口，非良将也。”

    孙子认为，真正善战的将军，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战功。外国人将这句话翻译得非常有趣，即“佩戴勋章最多的将军不是最好的将军”。孙子说，胜敌于易胜，众不能知，故大智者反无智名及勇功。杜牧注曰：“胜于未萌，天下不知，故无智名，曾不血刃，敌国已服，故无勇功也。”梅尧臣注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扬，见微胜易，何勇何智。”

    “胜于易胜者也”寥寥几个字，道尽战场取胜的道理。胜利往往在那些最容易获得胜利的地方，善战者总是取胜于容易战胜的敌人。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争取胜利，要建立在自己实力强大、不可战胜的基础上，要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孙子在《形篇》中是这样论述的：古代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先创造条件，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然后等待取胜的时机。因此，胜利之师是先具备条件，然后再去交战；失败之师则总是先同敌人交战，然后期求从苦战中侥幸取胜。

    孙子主张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来谈胜负，战胜敌人的关键之处在于已有的客观条件，在于敌人是否有隙可乘。“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做到不可战胜，关键在于自己创造充分的条件；可以战胜敌人，关键在于敌人出现可乘之隙。所以，良将能做到自己不可战胜，却不能够使敌人一定被我战胜。胜利可以预测，但不可强求，也就是说，要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讨论作战的规律，寻求取胜之道。

    “易胜”，同时意味“胜于无形”。张预说：“交锋接刃而后能制敌者，是其胜难也。见微察隐而破于未形者，是其胜易也。故善战者常攻其易胜，而不攻其难胜也。”孙子是这样说的：“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虚实》）。如果按照孙子的意思展开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在获胜的思想之中，中国的战略有一种更为高深的理念。这就是，要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获得胜利，对方失败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击败的。战略统帅要在一种别人“看不见”、“摸不”、“不动声色”、“毫不费力”的状态下，在一种“制形而无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胜而不屈”（《文子·卷第八》）的状态下，达到自己的目的。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 联系方式：yhu@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