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中国兵法，靠的是“兵不厌诈”。“兵不厌诈”，就是无法之法。李零教授说这句话最好的解释不是“用兵最讲用诈，诡诈越多越好”，而是“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

    “兵者，诡道也。”这是《孙子》中很关键的一句话。《军争》篇曰：“兵以诈立。”《孙膑兵法·威王问》曰：“诈者，所以困敌也。”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即用兵打仗，应以机变为原则。

    有人说，兵不厌诈是典型的中国智慧。其实不然，西方战略学的鼻祖克劳塞维茨也承认，战略本来就与诡诈有关。“初看起来，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从古希腊时代以来，战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但战略这个名称似乎依然表示它本来具有的诡诈的实质”（《战争论》第三篇第十章）。

    诡道提倡用兵方式的变化莫测，这里面有个伦理道德的问题。“诡”与“仁”是一对对立的哲学范畴。荀子对诡诈明确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仁人之兵，不可诈也。”明太祖朱元璋与侍臣论《孙子兵法》时亦云：“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然其术终亦穷尔。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说到“仁”战，我们就会想起宋襄公。宋、楚在泓水边上打仗，楚军众而宋军寡，司马子鱼劝他，何不趁楚军半渡，发动突然袭击？宋襄公不肯，理由是，“君子不重伤（不伤害伤兵），不禽二毛（不捕年老者）。古之为军者，不以阻碍也（不凭险阻碍敌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不攻击还没摆好阵势的敌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李零说，“宋襄公和司马子鱼的争论，是时代性的争论。”这个争论，涉及要不要彻底抛弃贵族式战法，即毛泽东所鄙视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荀子·议兵》篇记载了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的辩论，荀子推崇的依次是三代的王者之兵、春秋的霸者之兵，最反感战国的“盗兵”，即临武君推崇的“攻夺变诈之兵”。在书中，荀子大获全胜，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俯首称善，心悦诚服地受教于荀子。现实中却是，中国的兵法建立在贵族传统崩溃的基础上，用李零的话来说，“道德和兵法，正好相反，道德最差，兵法最好。”

    荀子身处战国时代的晚期，弱小的国家饱受屠戮，所剩无几，最后只剩下七雄争霸。战争已经成为时代的重心，荀子不得不正面面对战争，提出解决之道来说服国君。但他把世俗所谓的善于用兵者，像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途、秦国的商鞅、燕国的缪虮等人都讥为“盗兵”，殊不知他们代表的潮流正是后世兵法的正宗。

    奉行已过时的商周时代古老的“仁义之兵”战争观念的宋襄公，其结局并不美妙，“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生活在骑士道德理想中的襄公不知道，他的时代已经礼崩乐坏，牌局中的所有人都在出老千，只有他一个人还按照规则出牌。有人说宋襄公是“最后的贵族”，其实，要到流氓刘邦在垓下打败贵族项羽，中国的贵族传统才算划上了句号。项羽想学“万人敌”，但他不明白，学兵法的真谛就是要打破贵族传统：什么招儿都能使，什么道德都不在话下。

    不论怎样，把诡道与兵法相等同，还是让人别扭。历代都有曲为孙子说者。如黄震论孙子：“所异于先王之训者，惟‘诡道’一语，特自指其用兵变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奸诈之比。且古人诡即言诡，皆其真情，非后世实诈而反谬言诚者比也。若孙子之书，岂特兵家之祖，亦庶几乎立言之君子矣 ”（《黄氏日钞·读诸子·孙子》）。钮先钟先生认为，“‘诡道’并非专用名词，也不是一个固定观念，其真正的意义只是表示要想造势则必须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而并非一种特定的‘诡道’之存在”（《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

    以上说法都各有其道理，但说话者没有看到，从“仁义”到“诡道”，意味一场军事革命的展开。班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班固这里提到的《司马法》主张：“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就是说，古时以仁为根本，以义去治理才是正道，正道行不通才去用权变。其中的《仁本》篇，讲“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这不都是宋襄公遵循的理念吗！襄公到死也没弄懂，不合规矩，现在反而是规矩。

    吴九龙在《略说先秦战争观念的演进》一文中说得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化，战争的理论和指挥艺术必然会有相应的变化。‘诡道’则应是孙武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适应战争的需要，突破旧的‘仁人之兵’的战争观念、道德观念的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