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重现，应对有方

30 年前，也就是萧条的上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一种和自身名字一样丑陋的经济现象：滞胀。它是世界发展碰壁后发出的声响，是停止增长与通货膨胀相结合的连体怪胎。它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令许多人认为，世界已经达到了增长和繁荣的极限。如今末日被推迟了，但时隔 30 年之后，至少是一场较为温和的滞胀重新出现了，而且情况有可能严重得多。我们带 30 年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回到了未来：我们如何才能在能源、粮食和水等重要资源供应短缺的情况下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这值得我们把早先发生的滞胀与当前所经历的困境做一番比较，从而帮助我们找到出路。事实上，这一轮资源紧张造成的困难将比上一轮更难逾越，因为世界经济的规模已经扩大了许多，紧缺的局面也更为严峻。

当前的形势与上世纪 70 年代前半期出奇地相似。那时与现在一样，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前的序幕阶段，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年增长率大约是 5%。和现在一样，美国当时也卷入了一场耗资巨大、饱受批评而且打不赢的战争（越战），政府用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外贷款来支持这场战争。与现在一样，中东地区当时正经受战乱的折磨，其中最着名的就是 1973 年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爆发的中东战争。美元大幅贬值，由于美国推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美元失去了强势地位。还有一个相同点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攀升。石油市场供应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变得极其紧张，主要原因并不是阿拉伯世界在 1973 年中东战争后实施了石油禁运，而是全球供不应求的局面愈演愈烈。石油价格上涨了 3 倍。同样，粮食价格在巨大的世界需求、高企的化肥价格、气候剧变，特别是 1972 年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的推动下，也出现了大幅攀升。

如今，我们正在重蹈覆辙。自 2002 年起，石油价格几乎上涨了 4 倍，这仍然是全球石油市场需求旺盛、全球供应有限造成的结果。去年，世界粮食价格翻了一番。与 1972 年一样，气候剧变使最近这一轮粮食价格上涨雪上加霜。澳大利亚的干旱和袭击欧洲的热浪削减了 2005~2006 年度的小麦产量。就连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局势也是出奇地相似。在 1974 年和 2008 年，不受欢迎的共和党总统被严峻的宏观经济决策搅得六神无主，他们的支持率均降至历史最低点。整个国家变得茫然不知所措。

当时与现在一样，迪克·切尼（Dick Cheney）是当权者的亲信。无独有偶，他在上世纪 70 年代得到的错误教训导致了今天困扰我们的难题。1976 年，切尼是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的办公厅主任，当时石油价格的飙升是导致福特谋求连任失败的原因之一。切尼一心想要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流动。这种狂热（许多人都说切尼正是因此而竭力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在能源问题上变得异常脆弱，这不仅使美国陷入了灾难般的军事行动，而且还分散了它对更为连贯的能源战略的关注。

解决第一次滞胀的代价非常大，其中包括全球经济长达 15 年的缓慢增长。世界经济在 1960 年至 1973 年间增长了近 5.1%，可是在 1973 年至 1989 年间仅增长了 3.2%。经济增速减缓主要与世界范围内的利润萎缩，以及由于能源供应短缺而导致的投资、就业和增长受限有关。石油价格上涨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金融动荡加剧，因为包括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在内的世界各国央行起初都试图通过货币扩张来解决供应短缺问题。结果，此举不但没有恢复经济增长，反而引发了通货膨胀。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因为尽管当前大宗商品价格飞速上涨，但美联储似乎仍然决心降低利率。面对严重的资源压力，央行能采取的措施很有限。

第一轮滞胀引发了关于全球范围内主要商品尤其是能源和粮食是否充足的大辩论。1972 年，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表了自己的宣言─《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这份宣言预测，全球经济将“超出”地球自然资源的极限，并最终陷入崩溃。然而，世界经济刚克服了严峻的滞胀，并且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重新回到低通胀、高增长的发展轨道，否定当初的资源悲观论的做法成了一种风气。批评人士嘲笑“新马尔萨斯学派”，后者根据 18 世纪末思想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警告预言，社会发展将超越地球的承载能力。难道马尔萨斯学派就不知道稀缺性将催生出新资源的发现、稀有商品的新替代品以及新技术吗？

现在，这场讨论报复性回归，其中一个冷静的检讨是对第一轮滞胀的认真反思。诚然，世界经济克服了滞胀，但是并不轻松，也不够有力。更重要的是，解决资源紧张的权宜之计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且在今天显示出了明显的压力。确切地说，我们并不是真的缺乏资源，而是我们再次遭遇了严重的资源和生态限制，这种局限性可以阻止全球经济发展。我们必须优先缓解这些限制性问题。

今后，传统的石油供应将继续趋紧。新发现的石油还不能满足需求。世界原油产量在 1960 年至 1973 年间增加了近两倍（从日产 2,100 万桶增加到 5,600 万桶），但是从那以后增幅仅为 30%，2006 年的日产量在 7,300 万桶左右。事实上，在 1974 年之后，波斯湾的原油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最高的日产量在 2,100 万桶左右。中东地区以外的石油发现以及产量增长的进展也很缓慢，而且出于多种原因，现在许多油田如英国的北海油田和阿拉斯加北坡油田的产量都在下降。

事实证明，上世纪 70 年代同时爆发的粮食短缺问题持续的时间要比能源短缺的时间短，因为从 70 年代起几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绿色革命”，人们采用改良的种子品种，大量施肥，并且实行大面积灌溉。由此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但即便如此它仍有其局限性。许多粮食增产区（如印度和中国）依赖大规模开采地下水进行灌溉，因此造成地下水趋于枯竭。大量使用化肥（通常是不正确地使用）也对部分地区的环境构成了威胁，如废弃物导致墨西哥湾等地区形成了死亡区。

更令事态恶化的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给全球粮食生产增添莫大的风险。如今，干旱地区（如美国西南部、非洲萨赫勒地区、地中海以及澳大利亚）正面临愈来愈频繁、愈来愈严重的干旱灾害，给世界粮食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而其他许多全球环境问题也在威胁全球粮食供应，如冰川消融（融化的水流入江河并且用于灌溉）、气温升高、水土流失、脆弱的栖息地遭到破坏，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其中包括为农作物传授花粉的鸟类和昆虫数量的急剧下降。

与上世纪 70 年代相比，眼下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是无与伦比的。1973 年，全世界因为使用化石燃料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为 170 亿吨。如今，全世界来源于此的排放量在 300 亿吨左右。1973 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 325ppm，之后以每年百万分之一的速度增加，如今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 385ppm，而且还在以每年 2.4ppm 的速度增加，情况极其危险。

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自明。当前全球资源的局限性比上世纪 70 年代严峻得多，因为世界经济的规模比那时大出了许多，资源更加紧张，而迅速有效的解决办法却更难寻觅。1974 年，世界人口总数为 40 亿，世界总收入大约是 23 万亿美元（以美元现价并根据购买力做出调整之后的数据）。如今，世界人口是 67 亿，经济收入大约是 65 万亿美元。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相同的增长率（如年均 4%），就必须消耗比上世纪 70 年代多得多的自然资源（如能源、水和可耕地），这一切给世界气候和生态系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因此，在较长时期内，全球经济增长所受的限制并非来自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市场结构，并非来自全球贸易，或是今天新兴市场投资新行业的总体能力。更为紧迫的限制将来自各种资源和安全的气候。1973 年之后，我们经历了 15 个动荡的年头才克服了能源和粮食方面的限制。除非我们今天能够采取更明智的行动，否则我们可能面对一段更痛苦、持续时间更长的调整期。

幸运的是，眼前有一个好办法比 1974 年我们所采取的办法更有效。我们必须采取连贯的国家和全球技术政策，以解决能源、粮食、水和气候变化方面的紧迫需要。就像每年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投资 300 亿美元一样，我们应该每年向新的国家可持续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投入至少这么多的资金。正如私营生物医药公司与 NIH 之间存在一种共生现象一样，能源和粮食领域也应该得到公共力量的大力支持，以推动可持续技术的进步。

我们现在肯定不缺少有发展前景的想法，而是缺少联邦政府对它们的适时发展、示范和传播提供支持。例如，太阳能具备满足世界能源需求几倍以上的潜力，而且在削减成本、解决（多云时的）中断问题、夜间能储及从阳光充足的沙漠地区到人口聚居中心的长途传输问题上，工程师从未如此地接近目标。节油汽车（如装备了先进电池的可充电混合动力汽车）、绿色建筑、二氧化碳封存、纤维素乙醇、安全的核电，以及世界上其他无数种技术，都能够调节世界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与化石燃料的日益稀缺、人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断扩大的威胁之间的矛盾。至于粮食供应问题，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气候，新的抗旱粮食品种有能力增强全球粮食安全。新的灌溉技术能够帮助贫困农民从依赖一种一季农作物转为依赖多种全年经济作物。

不过，尽管这些替代办法前景光明，但我们还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使之结出硕果。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浪费了数千亿美元，而每年用于能源研究的所有开支仅为 30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五角大楼 36 个小时的开销！然而，能够为能源和粮食安全提供真正的解决办法，并且为全球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的，将是那些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利用的新技术。未来，在公私资金推动下的技术进步，必须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和安全宝库中的核心部分。

译者：钱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