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商界，奥巴马展现出一种“严厉的爱”。其实，他在一年前空降底特律的时候就已经表露过这样的心迹，当时他向汽车行业表明将要执行严格的排放标准，但作为回馈，他也会帮助汽车企业解决医疗成本的难题。今后几个月，选民们将会听到“近十年来中产阶级的减少损害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它降低了对企业销售产品的需求”之类的论调，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如是说。因此，他认为工商界应该支持奥巴马加重富人的税收负担，并在两年内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 9.5 美元﹙按照现行法律，7 月份的最低工资为 6.55 美元﹚。正如奥巴马在竞选中所说，“美国的繁荣历来是自下而上的繁荣。”同样，他认为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资本金要求和透明标准将为资本市场注入稳定元素，有利于它的发展。联邦政府增加对教育和基础科学的投入，将会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我仍然相信美国的本职就是经商。”奥巴马对《财富》杂志说。“但是我认为，伴随在权力、人才和资源处置权周围的，应该还有一些责任─不要拿体制当儿戏，不要反对提高市场透明度，不要抵制可以平衡预算的节俭措施。”

    奥巴马坚持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们的人民不是理想主义者，”他说。“我们是具备常识的人，会问‘怎么才能有效’，会说‘咱们想想办法’。”但是，他的选举纪录却是参议院中最自由主义的，折射出他作为一名追随反中产阶级教会长达 20 年之久的前社团组织者的感情波动。在初选活动中，他的辩词尖锐而平民化，批判大企业并将就业机会流失海外归咎于自由贸易协议。在所有候选人之中，“他最不受企业和 CEO 的影响”，“以变求胜”工会联盟﹙Change to Win，美国新劳工组织─译注﹚主席安娜•伯杰﹙Anna Burger﹚称赞说。奥巴马曾经与工人领袖密切合作，通过立法促进工会的组建工作。直到目前，双方很少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

    但是，有些暗示表明，设想中的民主党候选人的经济计划仍在炮制之中─而且将会朝奥巴马赢得 11 月大选的方向发展。他的顾问团已经从小规模的学术核心扩编到了民主党内部的资深资本家。3 月底，他发表了一次周全但却时而态度模棱两可的讲演，呼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影响。他经常与亿万富翁 CEO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通电话﹙奥巴马说，巴菲特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他非常务实，而且精明”﹚，因为巴菲特不仅批判金融行业和为富人减税的政策，而且碰巧还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资本市场。奥巴马还求助于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请他帮忙“思考如何才能在当今全球环境下做到成功和迅捷”。其它顾问团还包括华尔街的资深人士，比如 J.P. 摩根的 CEO 杰米•戴蒙﹙Jamie Dimon﹚、中桥投资﹙Centerbridge Partners﹚创始人马克•盖洛格里﹙Mark Gallogly﹚，还有芝加哥的老朋友─凯悦﹙Hyatt﹚的潘妮•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目前负责竞选活动的财务﹚、亚瑞资本管理公司﹙Ariel Capital﹚的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和投资家詹姆斯•克朗﹙James S. Crown﹚。

    在奥巴马作为民主党事实候选人的第一项管理法案中，他就示意可能会向中立派慢慢靠拢。他任命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掌管经济班底，结果触怒了劳工领袖和激进的自由分子。福尔曼主持了“汉米尔顿计划”﹙Hamilton Project﹚，该计划是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基础上，由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赞助的一个项目。罗伯特是自由党中坚分子里的温和派，备受排斥。他曾经抵制自由贸易协议，并在工会与沃尔玛发生对峙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沃尔玛连锁店的低价格是对低收入消费者的恩赐。

    在福尔曼任命公布的当天，奥巴马向 CNBC 表示，如果经济形势仍没有起色，他将考虑推迟增税计划。据福尔曼称，奥巴马将考虑降低企业税率，同时考虑修改税收法案，取消鼓励企业增加负债的条文，设法阻止企业外迁。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这位候选人暗示，他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夸夸其谈只是夸夸其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