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公元前 400 年左右，中国出现了兵法。黄朴民先生把先秦兵学分为三类：齐鲁、三晋、南方。其中，齐鲁兵学代表先秦军事思想的主体和最高成就。标志是：“形成最早，地位最尊；篇什最多，蔚为大国；薪火相传，代有承继；兼容博采，注重实用；体大思精，影响深远”（黄朴民：《齐鲁兵学的文化特征与时代精神》，《齐鲁文化研究》第一辑）。

    中国古代的整套军事理论，就其最早发端而言，都始自齐国，开山鼻祖为封齐建国的姜太公吕尚，因而旧说一向尊太公为兵家宗师、中国武祖。《李卫公问对》说兵学“大体不出三门”，即《太公谋》、《太公言》、《太公兵》，可见太公兵学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齐国兵学自太公奠基之后，薪火相传。《李卫公问对》卷上记载：“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管仲之后，有司马穰苴。春秋晚期，被擢用于编伍之中的田穰苴，因统兵击败来犯的燕、晋之师，被尊为大司马，世称司马穰苴。至齐威王时，“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该兵法《汉书·艺文志》着录为 155 篇，内容异常丰富，司马迁称之为“闳阔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出处同上）。

    其后，孙武、孙膑承其绪，各自撰述了杰出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吴孙子）、《孙膑兵法》（齐孙子），从兵论、战策、战术到军队建设，都进行了精深的论说。宋代官修《武经七书》，作为兵家必读，其中《六韬》、《孙子》、《司马法》等三部兵书都出于齐。

    齐国的兵法为什么发达？打仗是“硬道理”，齐国兵法独秀，首先是因为实力不够。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先秦诸侯列国之中属较弱之列，因而齐国不得不发展兵学以改变己方的不利态势，这也是为什么齐兵法多讲究先计后战，灵活多变。例如，孙膑便有“齐人怯战”的议论，主张以谋略取胜。文献记载多有这类说法，诸如“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等等。孙膑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的作战指导，就突出地反映了齐国借重谋略以弥补军队战斗力不够强大这一弱点。

    齐地的土着居民为东夷人，东夷人本以尚武善战而着称，为何后来竟然不能打仗了呢？这大约就和姜太公以工商立国的政策有关了。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经齐桓公、管仲、晏婴、威宣数代的持续发展，国家富裕，民生殷实，齐国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贸易商业国家。结果是，名将吴起评论道：“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吴子·料敌》）。司马迁也说：“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谈到齐地民风时亦称：“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所以，齐国历史上虽有军事领袖，但更多的却是以其勇武而载名史册的“小民”（如荆轲），他们“勇于持刺”，但“众斗”却并不擅长。通常，做生意的比较容易有钱，而有钱的较怕死，斗智不斗力，喜欢使“诈”。春秋时代，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原因并不在其军事实力，而是管仲凭借生意人智慧，结合“加盟国”创造出来的。“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大传统，这个传统，植根于齐人“足智”尚谋的地域文化。

    同时，齐人“阔达”、“舒缓”的国民心理，反映到政治生活和文化政策上，造就了一定的宽容精神。政治上，齐国注重政顺民心，鼓励政议，广揽天下有学之士，“使民各为其所长”；文化上，则讲求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善于将各家各派的思想融汇贯通。战国时期稷下学术中心的出现，百家争鸣的全面展开，就是齐国宽容和开放的标志，这无疑有助于促成齐国兵学的繁荣与成熟。

    齐地推重和崇尚功利，也使得齐地兵学注重实用。齐国的实用之学相当发达，举凡数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矿物学等学科领域，都建树甚多。例如，齐国诞生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手工业的工艺技术专着《考工记》。这种实用之学的发展，对于兵学的影响非常重大。因为兵学本是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而完全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十分重视实际经验。所以齐鲁兵学的繁荣，实与齐人重实用的传统相一致。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联系方式：yhu@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