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作为《孙子兵法》在新时代的发展，其价值不容低估

    作者：胡泳

    三晋文化指春秋晋国及战国韩、赵、魏一带的中原文化。春秋晚期，晋是北方的超级大国，楚是南方的超级大国。曾在外流亡 19 年的晋文公洞察天下大势，深知欲霸中原，必先抑楚；抑楚，必先整顿内政与富国强兵，然后西联秦，东联齐。他手下有名将先轸。周襄王十九年（前 633 年），楚成王带顺从他的诸侯围攻宋国，先轸显示了极佳的判断力：“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就是说，晋楚必有一战，胜者即可奠定霸业。

    城濮决战当中，晋军针对楚军部署及其主帅骄躁轻敌的特点，采取避强击弱、佯退诱敌、各个击破的战法，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时人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先轸兵不厌诈，开创了兵法的先河，为之后的孙武、吴起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晋国成为中原地区诸侯国的霸主长达百余年，可以说先轸功劳最大，可惜他的兵书《孙轸》失传了。

    战国时“三家分晋”，魏国实力较强，加之魏文侯时的“李悝变法”，魏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很快强大起来。前 344 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达到鼎盛时期。但是，魏国为了统一晋，攻打韩、赵，而与齐发生桂陵之战（前 354 年）与马陵之战（前 341 年)，结果魏国被打败，失去了强势。

    魏国的兵书，有《吴子》、《李子》（李悝的兵法）、《尉缭子》、《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兵法）。流传后世的，是《吴子》和《尉缭子》。韩国没有兵书传世。赵国有两种兵书，一是今《荀子》中的《议兵》篇；二是《庞》。庞是赵孝成王的将军，号称临武君。他的老师是楚国的曷鸟冠子。《庞》只有三篇，今《 曷鸟冠子》有六篇，内容记的是庞子问兵于曷鸟冠子。

    《吴子》系“武经七书”之一。该书战国时代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着录“吴起四十八篇”，后多佚失，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 篇， 近 5,000 字。从韩非一直到司马迁时代，吴起之书在社会上流传很广，但未必尽为吴起所作。

    历来孙吴并称，《吴子》尽管不全，还是非常有用。张岂之在《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对《吴子》评价说：《吴子》反映的是战国后期到秦汉时代大兵团以骑兵作战为主要形式的军事战争实况，它所提出的军事思想及作战原则，是《孙子兵法》在新时代的发展，其价值不容低估。

    《图国第一》首先阐述了战争观，认为“修德废武”和“恃众好勇”都是不可取的。战争既不是可以无条件仗恃的手段，也不是可以完全避免采用的手段，“内修文德，而外治武备”才是正确的态度。

    《料敌第二》论述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方法。“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熟知敌我双方情况，是获胜的前提条件之一。要乘敌处于困难境地之时，抓住战机迅速击灭之。相反，当敌人强大而又处于有利形势时，则应避免决战，“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治兵第三》论述了军队建设，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军队的质量。兵“不在乎众”，“以治为胜”。如何“以治为胜”？一是建成“父子之兵”，也就是令行禁止的精兵，“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二是治军要以“教戒为先”，包括军事基础训练和战备行动训练。三是培养治军将领的果敢决心和深邃谋略。《吴子》要求将领在作战指挥时，犹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那样谨慎、冷静；而待计谋已成，决定一下，行动则要迅速，要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论将第四》阐述为将的标准和将领的职责。将领必须具备“五慎”、“四机”等军事素质。所谓“五慎”，即“理、备、果、戒、约”五个条件，要求将领具有“治众如治寡”的治军才能，“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怯生”的献身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治军作风。所谓“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要求将领必须掌握部队的士气，充分利用地形，运用谋略胜敌，随时注意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应变第五》论述临敌应变的战术思想和战法运用。它首先指出，任何情况下，军队都必须听从指挥。“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然后，分别论述各种情况下的不同战法，提出了山地作战、水上作战、围攻城邑、防御袭击等作战原则。

    《励士第六》强调奖励有功将士以激励士气的重要性。士气，即精神的力量，在战争中起不容低估的作用。国家若能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则何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