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1973 年底至 1974 年初，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汉代帛书，其中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四篇古佚书，帛书上面原有篇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但帛书整体并未见其名。关于此四篇帛书的题目，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唐兰先生首倡帛书即为《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

    关于帛书的作者，有“郑国说”、“楚地说”、“越国说”、“齐国说”等，龙晦先生认为帛书作者“必是楚人”，这个结论主要是通过语言特征的考察而得出的。李学勤先生通过比较，认为帛书与《曷鸟冠子》的语言特点相似，并且两者的整体思想倾向也是一致的。而《曷鸟冠子》的作者是楚人，语言特点也是楚地，故此他认为“楚地说”是站得住脚的。

    陈鼓应先生认为，《黄帝四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黄老之学着作。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它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老子》哲学中“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战国中期的法家申不害和战国后期的法家韩非，都曾接受黄老学派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这个学派的政治主张，曾被汉初统治者采用。

    《黄帝四经》总共约 11,000 多字，其总旨是效法天地阴阳之道而治理天下。分为四篇：《经法》是对自然和社会秩序的总体解说，《十六经》是对形名、刑德、阴阳、雌雄等关系的阐发，《称》论述如何运用最有效的治国修身的方案，《道原》是对“道”的本体和功用进行探源。《黄帝四经》站在君王的立场看待一切，与法家很相似，所讲的是帝王治国之道，它体现出来的治国目的是要达到国家的“安”、“强”、“霸”、“王”。“王”是其最高政治目标，就是要建成统一的王朝。全书气魄宏大，恰与史书记载的黄帝事迹相一致。因此，它是自成体系的一套学说，不属于诸子当中任何一家。

    《经法》是《黄帝四经》中理论性最强的一篇，以“道”为基本的论述依据，认为“道”是判断万事万物的准绳：“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处于度之内而见于度之外者也”（《经法·名理》）。陈鼓应释为：“无论事物是处于静止不变的适度时，还是处于运动转化的极度时，道的神妙作用都始终不变，也即在事物存在的不同阶段、不同形式中始终持久地发挥其作用。因此，它对事物的作用和指导是永恒的。”

    《经法·道法》中多次谈到“执道者”，是指“圣人”而言。圣人听从天命并且说出来、告诉人民的道理，便是圣人之教，其应用在治国安邦上便是圣人之治。对于“执道者”的要求，帛书认为：“故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通“畔”，界限），富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精，（浩）弥无刑（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此段是说，“执道者”不但能够体悟自然运行的规律，还能了解“君道”和“臣道”所应存在的分界，又能详察万物发生及终结的内在原因，然而却从不以天地万物的主宰自居。这样，就能做到认识精纯，思维开阔，成为天下是非的准绳。

    萧\u8410父先生指出，帛书“系统提出了执道、循理、审时、守度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抓住了帛书的内在理路。

    所谓“执道”，即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所谓“循理”，就是遵循客观规律处理好各种具体事物。《经法》指出：“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顺逆各自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无论是遵循总的规律，还是处理具体事务，都必须从根本上眼：“执道循理，必从本始。”

    所谓“审时”，就是在处理各种事物的过程中，要善于掌握时机，并及时捕捉事物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做好事物的转化。帛书强调掌握时机的重要性：“圣人不巧，时反是守”（《十六经·观》）。此句是说，圣人无机巧之心，但顺时也。“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十六经·兵客》）。庸，用也，因天时以为功用也。这两句都强调，天未成，当守天时；天时反，乃可以动。必须等待和把握天道返还的时机，顺应天道，做事才能成功。

    帛书认识到：“时静不静，国家不定；可作不作，天稽环周，人反为之客；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十六经·姓争》）。该静时不静，国家就无法安定治理；该动时不动，在天道运行当中，人就会处于被动地位。动静合时，就会得到天地的佑助；反之，动静不合时宜，就会失去佑助。

    所谓“守度”，就是掌握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和数量界限。帛书提出日常运用的八种度数：“规之内曰圆，矩之内曰方，线之下曰正，水之上曰平。尺寸之度曰长短，权衡之度曰轻重，斗石之量曰少多。八度者，用之稽也”（《经法·四度》）。自然事物和社会生活都各有其“度”，倘若“变恒过度”、“过极失当”，就会妨害事物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