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黄帝之学早期有可能是借助于《老子》的政治思想衍生出来的。就拿“道”来说，《黄帝四经》论“道”，有明显的从天道到治道的味道。在老子的思维中，“道”至少具有两层意义：其一与一种内在于万物而又超越万物的特性相关联，同时也作为万物生成的源头；其二则是陈述“道”的规律性指导。换言之，“道”在老子的体系中并非单就“道体”而言，“道用”也非常重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顺“务为治”的发展态势而下，《黄帝四经》将“道”的本体和形而上的色彩剥落，让它以总规律的面目出现，进而再与人世的治理相对比。

    林俊宏先生认为，道家的基本理念，就是借道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来观看人类社会。这种思考方式的特色，在于强调存在一种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绝对律则，人类社会的诸多现象不过是这个律则的具体呈现而已。《四经》以“恒”的概念来表述这样的律则：“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使民有恒度”（《经法·道法》）。这里的“恒”，一如《老子》中的“常”，是一个动态展开的概念，不应以静寂不动的恒常态来理解，它是随时变动不居，但又隐然有规律主导的，呈现出一种近似自组织与分形自我复制的秩序样态。

    道，既然是人类社会的总规律，因此，它所示现的律则性也就成为人类社会律法的重要复制来源。对于《四经》而言，“法”不过是道派生而出的人间统摄总纲，“法度”必须依据“道”来加以制定，这就是“道生法”的主张─“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经法·道法》）。执政者是“执道者”，因此，他必须按“法度”进行治理，“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

    于是，政治社会的高位规范─法，可以得到来自于道的神圣特性，一旦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体现了这个精神，治理的高度正当性与完整性就可以无碍地达致了。《慎子·佚文》谓“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十分确切地道出了黄老学中“因道全法”的精髓。

    承继《老子·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理路，《四经》强调一个“虚静”的执道者对统治的重要影响：“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刑，刑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静翳不动，来自至，去自往”（《十六经·无题》）。由“静”而能明白“动”，并进而制“动”：“上虚下静而道得其正……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道原》）。

    除了虚静正己之外，《四经》以为，一个统治者应当懂得“因”。“因”，可以简单地理解成虚静的外部效果：“毋先天成，毋非时而荣，先天成则毁，非时而荣则不果”（《称》）。意思是，不要先于天而成功，不要获取不合时宜的荣耀；先天而成功会毁灭，不合时宜而荣耀则不会有结果。

    由《管子》，我们可以理解到“虚静”与“因”的连结。《管子·心术上》言：“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只有在繁忙繁杂的事物中，“心”保持虚静，“神”排除主观成见或损益，并顺应事物之理而偶合之，才能有正确的认识，进而做到行动有正确的方向。黄老道家强调君主的虚静是保有统率之势的重要基础，“因”是藉由“虚静”体现的一种能力及效果，正如《心术上》中说：“人主立于阴，阴者静，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故曰静而自得。”这与《老子》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是一致的。

    “因”，当然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行动。就此，《四经》强调了因（时、人情、物）而动的准则（这一点在《慎子·因循》也有所承继：“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这是说，要充分认识人性的规律，善于利用人人都为自我利益考虑的常情来达到治理的目的。

    黄老学派不但把《老子》“虚静”的原则加以改造，用来进行有效的治理，而且以《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作为制定策略的理论依据。他们认为，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经法·四度》）。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个自然的“度”，行动符合“度”，就符合于“天道”，这叫做“天当”。每种事物的功能作用都有个客观的极限，叫做“天极”。“圣人”必须“能尽天极，能用天当”。“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就是说，违反规律，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