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电视新闻主持梦想的破灭，我开始去做自由撰稿人。后来，1977 年，我得到了《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的一份工作，该报是美国第六大晨报，每日发行量达 62.0961 万份。1968 的种族暴乱和 1973 的经济衰退给底特律带来了严重伤害，白人居民正在逃离这座城市，但它仍然有很多很棒的新闻，我们每天都在跟午报《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竞争。我当上了商业记者，与《财富》杂志的阿兰·斯隆（Allan Sloan）这样的未来之星共事，开始每天接触到汽车行业。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是底特律之王，他只要现身公众场合，就能制造新闻。1978 年，他在解雇福特总裁李·艾柯卡（Lee Iacocca）时说了一句名言：“我就是不喜欢他。”几周后，艾柯卡登陆克莱斯勒，并在一年后成功地带领公司争取到了汽车业的第一次政府救助。

    在通用汽车，服从就是一切，叛逆会遭人厌恶。1979 年，我遇到了前通用汽车高管约翰·德洛伦（John Z. DeLorean）。据说此前，他曾与人合着了一本书，但在出版前放弃了着作权。按照中西部的标准，他可称得上是浮华之人：留络腮胡，穿套领毛衣，有艳丽的女友相陪。德洛伦以开发庞蒂亚克 GTO 这样的强力车型着称，并且从蔑视通用的规定中得到一种轻狂少年的快感。1972 年，他被赶出了公司。七年后，他依旧没有失去对关注的渴望─在他的办公室，挂着一张海报大小的他赤裸上身与儿子的合影照片─但除此之外，他似乎也没有不寻常之处。显然，他在离开通用后黯淡了下去。他的赛车公司在一件反诉讼的麻烦中倒闭。1982 年，他因为贩运毒品被捕（后被判无罪）。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正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上，看上去不急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在我看来，他不太像个革命派，但在通用汽车，人们可忘不了他。

首席执行官罗杰•史密斯试图使公司现代化，但他的重组让公司深受其害，以至于后来的老板不愿采取大胆行动

    1980 年，我找到了一份为《时代》杂志商业栏目撰稿的好工作，离开底特律，前往纽约。在新闻杂志系统，我依靠当地的通讯员报导汽车行业。我还会回到底特律，执行特殊的写稿任务，并拜访我的姻亲。（我妻子玛丽在这个城市长大，我们于 1983 年结婚，她的父亲和姐姐都在通用汽车工作。）

    当时，通用的首席执行官实际上知道公司的问题所在，并且愿意为解决这些问题尝试任何措施。正如通用汽车历史学会（General Motors History Project）出版的一篇坦诚的公司内部检讨所指出的，通用还在依靠 50 年前使用的基本架构来做决策，已经落伍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是被逐级提拔上来的，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史密斯是财务专家，声音很尖，好出风头，颇有些像漫画的老官僚，而且是那种招人讨厌的官僚。我采访他时，他总是和蔼可亲。但在他手底下干过的人认为他是个低级暴君，要求苛刻，容不下不同意见。他们很多人在看 1989 年的电影《罗杰与我》（Roger and Me）时会笑出声来。在这部片子，主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恶搞了办公室的辛苦工作。但史密斯有很多想法，他知道通用汽车太过复杂，改进太慢。

    史密斯总让我们时刻准备采访他。对于彻底改变通用汽车公司的现状，他有很多新点子。但一些点子想得不好，其他点子则是落实得不好。为了让公司更了解电脑技术，史密斯买下 EDS 公司，将其创始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招至麾下，担任董事。但佩罗总给史密斯添堵，直到后来，史密斯劝他离职。史密斯认为，土星汽车（Saturn）业务是个寻找汽车产销革命性方法的重大尝试，但事实证明，土星缺少创意，也从未大受欢迎。史密斯花了几十亿美元给通用汽车的工厂配备机器人，实现自动化。通常，有了机器人，工厂就可以生产好几种不同型号的汽车。但通用想保持简单的流程，让工厂只能生产一到两款，结果使生产系统的效率较从前更低。为了实现通用的现代化生产，史密斯重新梳理了北美业务，结果使得公司瘫痪了一年半之久，因为他破坏了真正使官僚主义作风浓厚的公司运转的非正式网路。这次声名狼藉的“重新梳理”令通用未来的首席执行官深感受伤，以至于他们不再去尝试做如此激进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