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美国债务水平占 GDP 的百分比扶摇直上，达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创下的历史高点。美联储的基准利率眼下一直在略高于零的上方徘徊。因此，在戴利奥看来，这显然表明 D－过程出现了。“看来很有可能的是，股价会大大下降。”他说。“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个重大的债务重组过程，大量的资产会被出售，而且是巨额资产，买家却寥寥无几。”

    就连对冲基金的投资人也不能幸免。根据布里奇沃特公司的调研结果，对冲基金业的总价值相当于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 75%，就这个问题，戴利奥迄今已经发出好几年警报了。“太多的人对经济正增长怀有一种系统性偏向。”他说。“我认为，我们即将面临的是经济态势继续恶化，尽管大多数人都期待它会好转。”他预计，到 D－过程结束时，这种态度很可能会发生逆转。

    戴利奥在纽约长岛长大，父亲是爵士乐手，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里的独子。他父亲会吹单簧管、短笛、长笛和萨克斯管，而他从来没有耐心学习任何乐器。上世纪 60 年代初他还是个孩子时，便在附近的高尔夫球场里当球童。当时的股市牛气冲天，12 岁的戴利奥听说了足够多的炒股高招后，决心去试试水，于是便去找他的叔伯借钱。待到自己买的第一只股票─东北航空腾飞后，他也上了瘾。

    从长岛大学毕业后，他去哈佛商学院拿了 MBA 学位，接到多米尼克经纪公司（Dominick & Dominick）当了一年大宗商品交易部主任，最后去海登斯通公司（CBWL Hayden Stone），成为桑迪·威尔（Sandy Weill）的手下，具体工作是利用期货来帮助企业对冲其市场风险。一年后，他自己开业搞咨询，帮别的公司对冲利率和货币风险。作为副业，他用自己的钱做投资，并且开始积累交易“决策规律”─起先是记在笔记本里，后来储存到电脑里，这些规律可以进行后推检验，看看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市场上是否可行。80 年代中期，他靠自己在提供高质量调研方面的名声，获得了为世界银行管理 500 万美元固定收入资金的机会，并且利用这笔钱赚取了投机回报。1990 年，他用洛斯公司和柯达公司的钱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投资项目。

    布里奇沃特公司的旗舰基金起名叫 Pure Alpha 绝非偶然，它代表了戴利奥采用的一种投资策略─“可携阿尔法”（portable alpha），又称 alpha 与 beta 分离法─他当年开始采用此法时，尚属创新之举，但如今在华尔街更加曲折的过道里已经司空见惯。“雷·戴利奥认识到，传统的投资组合模式太不自然。”安杰罗·卡尔维洛（Angelo Calvello）说。卡尔维洛在道富全球顾问公司（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ers）和曼恩投资公司（Man Investments）担任过高管，在可携阿尔法方面着述甚丰。“他真正改变了人们过去对投资和分散风险的思考方式。”

    从投资的角度看，beta 是一项投资可能从某个基准指数─比如标准普尔 500 股票指数─的上下波动中获得的被动回报。Alpha 则是衡量经理人回报的标准，即在同等风险下超过 beta 的部分。针对自己的基金，戴利奥开发了一种“alpha 覆盖”法，使他能够拨出一定的资金去重复某个投资人选定的基准，然后在其他资产类别之间自由游动，寻找最有可能的“alpha 流”，即回报机会。这是他多年里总结出来的应用交易公式的完美方法。

    于是，戴利奥毫无讽刺之意地说，他发现了投资之道的圣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发现了这种东西，你就能发财，投资就能成功。”不幸的是，这个圣杯不是一般人能碰巧得到的法宝，而是一个公式：15 个或 15 个以上彼此不关联的回报流，有 beta 流，也有 alpha 流。根据戴利奥的说法，这种投资可以降低 80% 的风险。当然，难就难在首先能否找到一大批可靠的、彼此无关联的赚钱机会。（假如容易的话，岂不人人都能做到。）而且，它需要冒的风险远远超过资本的限制。如今，布里奇沃特公司的计算机在大约 100 个不同类别里搜索世界各地的机会─从针对工业金属价格的定向投资，到针对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利率对比的相对投资。对基金进行如此宽泛的多元化经营，减少了一锤子买卖的风险─同时也制约了 Pure Alpha 基金对任何一个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

    布里奇沃特公司对 Pure Alpha 系统信心十足。就在几年前，戴利奥做了一件华尔街上罕见的事─把钱拒之门外。2005 年底，戴利奥和手下觉得已经到了自己投资能力的极限。他们决定不再接新项目，全力以赴搞他们的最佳战略。他们当时管理的资金有许多被分流到─比如说─运用更加传统方法的环球债券风险投资项目上，而不是 Pure Alpha 基金。这样，他们让客户可以选择把资金转到 Pure Alpha 基金─如果客户认为可携 alpha 法不符合其机构投资理念的话，也可以选择把钱取走。

    结果，布里奇沃特公司的确损失了几个客户，但却为现有客户扩大资金投入提供了空间。眼下，除了 Pure Alpha 基金拥有的 386 亿美元之外，布里奇沃特公司还在一个名叫“全天候”（All-Weather）的投资项目里拥有 179 亿美元，后者起初是戴利奥为他的家庭信托基金创立的。全天候是一个“被动”基金，旨在提供的长期回报率相当于 60/40 股票－债券投资组合，但风险更小（去年降低了 20%）。对于宁愿多担风险的投资人，还有一个 Pure Alpha II 期基金，其投资方法与旗舰基金完全一样，但波动幅度要小一半。

    几年前，戴利奥仔细研究了正在快速发展的公司，认为必须制定自己的价值体系，使之成为公司的运转和管理的模式。于是，他坐下来，想写一份有关这些原则的大纲，结果却成了一份长达 62 页、不同凡响的文件，要求公司每个雇员都得学习。（趣例举隅：“公司雇员必须推崇追求真理的精神，甚至甘心为此受辱。”）

    “假如把五位组织心理学家关在一个房间里，要求他们为公司文化设计一份完美的蓝图，他们最终拿来出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退休咨询顾问鲍勃·艾兴格（Bob Eichinger）说。艾兴格过去 50 年里一直致力于研究企业人才管理，目前在布里奇沃特公司兼职。“他想设计出一种使人才得到自由发挥的文化。”

    与一般公司的氛围相比，这种设想的结果显得很激进。为了保持自己极度现实主义的形象，戴利奥坚持搞全透明管理。比如，每次会议都录音存档。要求员工经常做出直言不讳的反馈，包括召开“刨根问底”会议，讨论员工没能完成任务的原因。如果员工不在场，经理们不许就对方的表现进行评估。戴利奥认为，错误是学习的有力工具，因此每当出现问题，员工都必须在所谓的“问题日志”里写一份备忘录。戴利奥热衷于英才管理的理念，他鼓励下属与上司争辩─也要求上级鼓励下级这样做。“我们讨厌自以为是。”他说。

    如果年轻雇员─公司办公楼里四处可以看到最近从名牌学校毕业的高材生─需要了解这种英才管理可能带来的机遇，他们只要看看 34 岁的格雷格·詹森（Greg Jensen）就可以了。詹森现任研究部主任，在公司每周一次的投资战略会议上，他是仅次于戴利奥和普林斯的第三位最有发言权的人。詹森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直接来公司当了一名实习员工，并且很快就得到逐级晋升。“我喜欢这里，因为你的贡献能得到一种合乎逻辑与原则的评价，而不是凭当权者的好恶。”他说。

    不足为奇的是，并非人人都适应这种气氛紧张的文化。一位前雇员说：“它既是控制心智的邪教，又是世上最快活的地方，这要看你是否认同它。”即使是一些眼下感到快活的员工，也说初来乍到时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并且承认那些咄咄逼人、直言不讳的反馈并不全都那么有趣。有几位雇员谈到了这种开诚布公的做法能使人充分发挥作用，还有几个甚至举例说明，接受这种襟怀坦白的方针后，他们的个人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也许更加说明问题的是，戴利奥的制度带来了他所期望的结果。他说，他对自己的主张时时受到质疑丝毫不感到难堪。实际上，他巴不得大家这样做。“我拿出自己的结论，然后对大家说：‘请多挑毛病。’人们往往认为我之所以取得成功─或者不管你怎么叫它─是因为我是个真正善于决策的人。我却以为，真正的原因是我对决策不那么有信心。所以，换句话说，我对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把握。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这就是让他始终对不断变化的世事保持警惕的原因。“假如我以前不得不做出许多长期决定，我的成就会逊色得多。”他说。“我处在这个位置上的好处是，我有能力做到明天就改变主意。”

    译者：于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