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许正全神贯注地修复经济，但所有救援计划的根本─重建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财富》记者阿兰·斯隆在本文中检讨了这个陷入困境的退休金计划，以及当前它为何比任何计划都更重要，还有决策者如何才能改进

    作者：Allan Sloan

    这些天，华盛顿唯一的讨论话题似乎就是要投入多少万亿美元拯救医疗保险和经济衰退，以及谁是下一个该受痛斥的华尔街人士。

    但是要小心。有一个潜伏在表象之下等待援助的领域，它就像电影《大白鲨》（Jaws）里的大鲨鱼，可能会很快浮出水面。最早在今年，全美最大的社会性项目─规模为 6,800 亿美元的社会保障体系（Social Security）可能 25 年来首次向财政部伸手要钱，即需要一个救援项目。而在过去 25 年间，它一直在向政府其他部门提供资金。

    十多年来，我一直撰写与社会保障问题相关的文章，认为让政府借几万亿美元资金来帮助社会保障维持支付承诺的社保金的能力，将会给我们的公共财政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

    然而，对“难以承受”的含义，我现在改变了看法。政府既然能投入数万亿美元救助无能的银行、好跟风的抵押贷款借贷者、通用汽车（GM）、克莱斯勒（Chrysler）、美国国际集团（AIG）、放贷机构 GMAC 及华尔街，它当然也应该救助社会保障受益者。只是应以一种明智的方式救助。

    跟向山姆大叔讨食的那些猪不同，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养老金的美国人─那些从救援行动中受益的人─几十年来一直按规则办事，缴纳社会保障税。一边期望他们继续为草率的人和机构埋单，一边又对他们说“抱歉，我们不得不削减你们的生活费调高幅度，因为我们无力负担”，将是不道德的。

    我为什么要在医保几乎占尽华盛顿所有精力的时候，还讨论社会保障呢？因为社会保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课题， 65 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多半大部分收入都来源于它，而且它还资助数百万残障人士和已故工人的遗孤；因为由于股价和房价崩溃，即便对高收入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而言，社会保障退休金比数年前股市和房价处于高位时都已变得更加重要；而且，如果我们现实地看待社会保障，而非心怀畏惧地敬而远之（自由派），或者将其看作诱使人们依赖政府的险恶阴谋（保守派），这些难题就不是那么难以解决。

    最后，当前正是探讨社会保障的好时机，因为奥巴马团队称这是继医保之后的下一个主要议题。然而，白宫、财政部或社会保障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人均不愿讨论具体的社会保障方案。

    有必要告诉你们，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的负责人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是一位着名的社会保障问题学者。他在 2004 年曾与人合着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拯救社会保障：一种平衡方法》（Saving Social Security: A Balanced Approach）。可是，唉，他现在却不肯透露自己的方案了。他只是说“医保优先”。

    同时，在国会，众院多数党领袖斯坦尼·霍耶（Steny Hoyer，马里兰州民主党）议员称他有意尽快处理社会保障问题。但他拒绝透露细节。“我一直更倾向于通过委员会”而非立法解决，他说。

    因此，当前是理性讨论社会保障问题的一个良机─且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等到提案开始泄露及耍花招和相互指责的情况开始后，就不可能理性讨论了。

    所以，我想讨论一下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实际且日益加剧的现金困境，即便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同时，我想解释这个计划的真实运行机制，并且─似乎有些自负─提出几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以对它进行修复，重建其根基，并简化其难以理解的财务机制。

    按照华盛顿的标准，社会保障还能维持 26 年的“清偿能力”，那又为何需要援助呢？要理解这一问题，只需分析一下我本人的情况足以。我是第 166 页那个气度不凡的男人─好吧，老男人─手上拿一张旧（但却真实）的社会保障卡，不过《财富》摄影师对它动了手脚，使用了一个无效的社会保障号（所以别想使用它）。

    2010 年年底时，我就将年满 66 岁，届时我和妻子将具备领取全额社保金的资格。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我们每年的社保金大约为 4.2 万美元，按计划还将随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上升而增加。

    社会保障署应《财富》杂志的要求分析了我的情况，测算出社会保障承诺支付（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社保金为 60 万美元多一点。换句话说，假设我们的寿命达到平均水平，且一直适用目前的养老金公式，等于社会保障署当前必须预留出这么一笔钱，以支付我跟妻子的社保金（关于本文其他数字的详情和解释，请访问 fortune.com/sloan/SSmath）。

    虽然 60 万美元是很一大笔钱，但社会保障依然大大占了我夫妻二人的便宜，因为我们领取的社保金远低于到明年底时我们和我们的雇主所缴纳的全部社会保障税，以及自我开始工作起这几十年间社会保障从我们所缴税款中获取的利息。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这些税款和利息总计超过 80 万美元。举个例子，1961 年我跟老板共同缴纳的 5.18 美元─就是在那一年我取得了手中的那张社会保障卡─到明年年底将增值至 140 美元。

    顺便说一句，我对 60 万跟 80 万美元之间的差数没有不满。毕竟社会保障的原则之一就是像我这样的高工资人群─我将能领取最高档次的社保金，因为我 35 年间一直挣得最高档次的社会保障应税工资（当前为年薪 106,800 美元）─支持低收入者。确实应该这样，因为社会保障税（应税工资的 12.4%，雇主和雇员各付一半）是累退制税，社会保障税的成本对于一个年收入 4 万美元的人比对我更高。根据税收政策学会（Tax Policy Institute）的说法，对于每 6 个美国工人中的 5 个而言，所缴社会保障税（包括雇主缴纳部分）都大于联邦所得税─这对保证该计划支持低收入者的能力特别重要（而且公平），低收入者领取的养老金最高占应税工资的 90%，而我仅占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