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的事情

    许多旧的备用方案：提高“应税工资”上限，但不要提高到令人愤怒的水平；改变社保金公式，以稍微减少像我这样的高端人群领取的社保金金额；修改我们高端人群的生活成本调整办法；最重要的是，把退休年龄提高到 70 岁，但规定一个适用于体力劳动者的专门的“无能力”提前退休条款，因为不能指望他们能工作到 70 岁的高龄。

    要改变的地方

    要求 75 年清偿能力的法律。人们很难预测 75 天之后的事情，更别说 75 年之后的事情了。过度关注 75 年清偿能力及信托基金的状况，掩盖了社会保障的真正现实的问题。

    这一要求迫使社会保障的精算人员─他们是我所知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公务员之一─做出各种各样不可能的预测，例如第 172 页所示的几十年后每位工人将要供养的受益人的人数。

    我们已经看到，即便是一个错误的预测─例如高估工资增速─也可能导致重大的问题。由于要求人们工作更长时间的压力不断增加，你还会把自己的命运押在受益人 / 工人比率上吗？我肯定不会。

    信托基金 在 1983 年格林斯潘委员会相关的改革之前，信托基金是一个活期存款账户。但 1983 年后，社会保障的运作方式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投资账户，这偏离了原本的意图。从现在开始，应逐渐缩减信托基金规模，方法就是要财政部每年通过支付现金而非国债赎回 1,000 亿美元左右的债券（这一数字尚不足以支付信托基金每年挣到的利息），并逐渐提高赎回金额。这样做，可以让信托基金转而去购买那些在面临严重现金流短缺时比较有用的资产─如高级别的抵押贷款及高级别债券。

    以此，我们可以现实地、一点一点地援救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不现实地一次性救援。加之我们前文提及的社保金支出减少和收入增加，今后的孩子们可能看到当他们到退休年龄时真的有希望领到社保金。他们所看到的将是一个信托基金规模等于活期存款账户的现收现付制的计划。与当前的计划相比，它能让更多的人对社会保障的未来更有信心。

    不能做的事情

    依靠对“富人”课税。华盛顿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把应税工资水平恢复到格林斯潘委员会时代的水平。当时，90% 的工资都要缴纳社会保障税，而目前的比例是 83%。这一方案似乎既简单又公平，不是吗？不过，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安德鲁·比格斯（Andrew Biggs）说，这样做将把社会保障的税基工资从目前的 106,800 美元提高到 17 万美元左右，税率为 12.4%，对于中产阶级的工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税赋（是的，在美国大部分地方，包括大部分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这都是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而非富人的水平）。

    在竞选总统期间，奥巴马总统曾提出（但后来放弃了）这样的建议：工资上限保持不变，但对所有 25 万美元以上的工资部分征收 12.4% 的社会保障税。这跟对 90% 的收入征税的概念一样，都将是一笔巨大的新税，会大大削弱高收入人群对社会保障的支持。我没有使用“富人”的提法，是因为真正的富人通常都有巨额的投资收益，此种收益无需缴纳社会保障税。

    不要按经济状况发放社保金。但目前正在这样做。如果规定超过一定收入水平的人不能享受社保金，我们将会因为按经济状况发放社保金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这样做会触犯目前的社会公约，即人人缴纳社会保障税，人人享受社保金，并且将把社会保障从一个赚取的社保金计划转变成一个纯粹的福利计划。别忘了比尔·克林顿在任时福利制度遭遇的变化？想象一下，下次我们迎来一个保守的政府和一个保守的国会时，一个福利性的社会保障计划将会怎样吧？

    另外，社会保障已经在间接地实行按经济状况发放社保金的制度。因为如果你有足够多的非社会保障收入─对我而言约为每年 2.3 万美元─你要为社保金的 85% 支付联邦所得税。

    考虑到我将从以前的雇主那里取得三份养老金，我很可能会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我们再最后一次看看我的情况。如果我们夫妻二人开始领取社保金时落入 28% 联邦税区间，我们几乎将把 1/4 的社保金直接退还给了社会保障署（0.28 x 0.85)。

    这还将意味这前文提到的 60 万美元的社保金将会只花费社会保障 45 万美元左右，也就是我们缴纳的超过 80 万美元的税款的 55% 左右。

    对此大幅度的截留，我并不是很介意，但如果政府决定没收我夫妻二人几十年间向社会保障缴纳的全部税款，对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富有”，所以没有权利享受社保金，我会感到极其愤怒。而且愤怒的决不限于我自己。

    由于医疗保险正深陷困境，社会保障今年还不会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但它早晚会显现出来，因为数字显示它的状况极其糟糕，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我希望自己已经讲清楚了，我们将不得不援助社会保障，否则将因为离间像我这样同情社会保障的高收入者而使整个计划的未来陷入危险。

    所以，赶快弄好这件事吧！用数字来解决。要用正确的数字，而非虚幻的数字。

    译者：郑欢

    似曾相识

    40 多年前《财富》记者丹·科尔茨（Dan Cordtz）对社会保障所做的分析，跟我眼下的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现在的数字更庞大。节选如下：

    “任何其他计划都不像它这样对如此众多的人支付如此巨额的款项。财政部每月都要寄出大约 1,560 万张支票，金额从 16.5 美元到 368 美元不等─每年合计 200 亿美元的社保金支出。每 8 个美国人之中，就有将近 1 人会从该计划中取得某种财务资助，在 65 岁以上老人的收入中，它占一半左右。”

    “在目前有关社会保障的所有证据确凿的事实之中，也许最没有理由证明合理的是，中等收入者的税赋比富人更加沉重。一个抚养四个孩子、年收入 5,000 美元的已婚男子，要缴纳毛收入 3.9% 的税款。而一个年收入 5 万美元的单身汉，只需缴纳毛收入的 0.5%。”

    “收入水平的上涨速度可能会继续大于应税收入上限的增速，从而降低需就全部工资纳税的美国人的相对数量。”

    “就社会保障支付的养老金与供款的比值来看，从一开始，低收入者就远远高于高收入者。”

    “这一计划的最初设计目的就不是要救济有需要的老年人，而是对所有人提供‘保险’。其目的是仅提供有限的退休保障，并假定每一位受益人都可以通过在工作期间为自己的退休金付账，而在年老时理直气壮地领取养老金。”

    老年医保路在何方？

    这一问题令社会保障相形见绌，不过奥巴马总统希望作为医疗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来解决老年医保（Medicare）这个政府医疗计划。

    就问题的严重程度而言，社会保障在老年医保面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尽管社会保障今年将花费大约 5,100 亿美元，但它比老年医保还是少得多。不仅仅是因为老年医保的财务困难比社会保障大得多，而且它还更加复杂。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可以采取如下方法：把未来支付降低到原有水平以下（提高退休年龄的目的正在于此），或者收取比原计划更多的资金，或者二者相结合。

    但是，老年医保则更加令人头疼，因为医疗体系比社会保障复杂得多。谈及社会保障时，它仅涉及钱的问题。但老年医保则面临几个棘手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处理极度昂贵的临终治疗问题，它占美国医疗支出的非常巨大的一部分。你能分配临终护理吗？你能决定说让一个昏迷的人再多活几个星期的成本太高了，并命令终止护理吗？谁会愿意为此决定负责呢？肯定不会是我。

    奥巴马团队说，他们希望作为医疗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来解决老年医保问题。之后就该轮到社会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