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 财富中文网

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司徒郑桓公面对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与史伯讨论天下大势与全身之道。史伯指出，西周将灭，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他”指不同事物或构成事物的不同元素，而这些不同事物或元素的差别共存或有机结合就是“和”。而“同”则是简单的同一，是相同事物或元素的机械累加。“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世界也将无以存续。

史伯可谓那个年代的最顶尖知识精英，也是统治阶层中具有远见的开明人士，他的话对君侯而言堪称振聋发聩: 唯有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悦耳动听的音乐是“和六律”的结果，香甜可口的佳肴是“和五味”的结果。如果“去和而取同”，就会“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以此治国，就会排斥异己、独断专行，离灭亡就不远了。反之，和而不同，则天下“和乐如一”，将臻于政治开明、社会和谐之境界。可见和、同之辨，天下祸福兴亡所系焉，君侯不可不察。

到春秋中晚期，着名政治家晏婴与齐景公对此又进行过一番讨论。晏婴拜见景公时，景公对他说：“唯据与我和。”“据”指的是齐景公的侍臣，姓梁，名丘据。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景公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引出晏婴的一大篇议论。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其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婴这是在尖锐批评说，巧言令色、一味讨好齐景公的大臣梁丘据之言行绝非“和”，只能叫做“同”。他解释道，“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臣下进言指出不可以的，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百姓没有争斗之心……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水，谁能吃得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能听得下去？不应当同一的道理，就是如此！

晏婴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例如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其为菜肴；音乐，必须有“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等“不同”，才能“相济相成”。这与史伯从五声、五味出发阐发“和”与“同”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君臣关系中应当遵循“贵和去同”的原则，是优秀政治家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共识。

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明确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经孔子的这番提炼，“和而不同”成了儒家划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这里，“和而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意思是君子讲和谐但并不盲从附和，小人才盲从附和而不讲和谐。朱熹《论语集注》：“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因为没有乖戾之心，所以君子之间能和谐、协调；相反，小人因为有阿比之意，所以人云亦云，阿谀附和。近人康有为曾就朱熹的思想发挥道：“盖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论语注》，中华书局 1984 年 1 月第 1 版，第 202 页）。

弄清了“和”与“同”的真实含义，就不难理解其在治理上的意义了。王德颖先生说：“人们常说，举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为政者要像高明的厨师一样，把各种原料和作料加在一起，过则泄之，轻则济之，恰到火候，烹调出大羹之遗味。为政者又要像指挥大师，发挥每一件乐器的最佳音色，疾之徐之，抑之扬之，演奏出和谐动人的交响。但要做到和，就必须有胸襟、有气度、有高超的技艺，兼听则明，有容乃大，甚至容得下乖戾逆耳之音，然后刚柔相济，以成其政；如果偏听偏信，惟朋党之言是从，那就有阿比之意，是同而不和了。”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

联系方式：yhu@vip.sina.com

相关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