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是《时代》杂志国际部编辑。

    什么经济危机？随着去年冬天增速突然加快，中国经济的全年增长率超过了8%，它的现代化基础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着实令人不可思议。但是，一旦你分析了相关数据——巨额外贸顺差、数千英里的高速铁路、新建的港口和公路——之后，就会关注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中国固然懂得搞发展，但中国的公司能够创新吗？它们能够制造出在全球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吗？

    乍一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很荒唐。中国的大学每年培养出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国的计算机专家无所不能，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似乎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产权攫取者和仿造者群体之一。风险投资人一谈到中国的新兴企业便不寒而栗，说这使他们想起当年硅谷在车库里搞发明的情景。然而值得记住的是，中国近来强劲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创新型私营企业为主导，而主要是银行在政府指导下大举放贷的结果，这些贷款大部分给了得天独厚的国营公司。你如果请企业管理顾问列出在海外知名度最高、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名单，它们多半都属于基础工业和基建行业——例如，石油巨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公司。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些企业当中有许多都是世界级的。本人平时在中国农村打手机的信号，要好于纽约州西切斯特县的信号。提供这项服务的是中国移动公司，它的用户数量在以每月400万的速度增加。不过，这些公司的成功，至少要部分归功于它们能优先获得信贷资本及其与中国权力机构的密切关系。

    对比一下日本在二战后发展成世界经济强国的历程，很能说明问题。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看到日本自1989年经济泡沫破裂以来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大家很容易忘记日本的战后经济复苏有多么惊人——而且与中国当前发生的情况有多么的不同。在日本，国家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大权在握的通商产业省官僚们只重视成功企业（尽管结果有好有坏），银行也向受其青睐的公司大把地提供贷款。但是，日本的发展绝对是由那些舍得投资研发技术的私营企业带动的。

    另外一个区别是，许多中国最大的企业纷纷在海外收购资产——从外国公司到（这并非不靠谱）半个澳大利亚，一应俱全。日本的主要企业在50年前大都是出口商，而非收购者。这不仅仅是到海外开辟新市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战后的日本领导人懂得，日本的企业要想成功，就必须与发达国家的老牌公司去竞争。这正是它们的技术、设计、营销和客户服务跻身世界一流的原因。因此，它们走向了世界，不管显得多么咄咄逼人。索尼公司1962年在曼哈顿市中心开设展销点时，也是日本国旗第一次在战后飘扬在纽约城里。

    当然，没有一个比喻是十全十美的。也许我们根本没有发现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因为它们没有理由向我们展示其产品。索尼（Sony）、松下（Panasonic）、东芝（Toshiba）、本田（Honda）和丰田（Toyota）之类的日本公司只能靠出口，而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在任何时候都要比日本大得多。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领导人的头等大事是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而非中国的私营公司能否称雄世界。我有一位搞风险投资的朋友谈起中国庞大的创新人才后备军时推测道，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对中国国内市场了解得不够多。

    尽管如此，战后的日本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启示：只有让国内企业去经受国际市场竞争的考验，它们才能真正研制出可能改变世界的创新产品和技术。中国的公司会这样做吗？我们将拭目以待。

    译者：于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