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精神是学来的吗?
葛瑞格·法布雷斯(Gregg Fairbrothers)并不是生来就是商业奇才。他出生在一个知识份子家庭。“以前我借贷不分。”他坦承。20世纪70年代,他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学习地球科学,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获得硕士学位,后来搬到塔尔萨,在那里进入一家天然气开采公司萨姆森(Samson),并在给该公司“顽强的创建人”当副手期间学到了很多技能。他取得了MBA学位,但那“只不过提供了一套工具箱”。他说,“我的商业才能是在工作中学到的。”如今,作为达特茅斯创业网络(Dartmouth Entrepreneurial Network)的创始主任,法布雷斯在塔克商学院(Tuck)开设了一门极受欢迎的创业学课程。跟这位教授的背景相一致,“创业学导论”课的主旨就是体验式学习。近期,来自全世界的MBA学员挤满了演讲大厅,没有座位的人只好在隔壁的一个房间听课。这里在上一门营销课,课后还有真正有意思的事情——学员们排队兜售他们的创业点子。 一位学员打算开发新一代家用机器人,其他(很多!)学员正在开发智能手机应用软件。法布雷斯说,他们最终的得分不是取决于创意本身,而是取决于后续的工作。大部分工作都要在课堂外完成。学员们必须提炼他们的创意,在市场上进行测试,根据他们收到的反馈进一步提炼创意,并最终兜售给投资人。 20年前,教授如何创办企业只不过是商学院的附带活动,未来的顾问专家和华尔街人士对此兴趣不大。而今,创业教育无处不在。2/3以上的美国学院和大学——20世纪70年代时为200家,如今超过2,000家——都在教授这门课,并且面向所有人群开设:社会工作者,农场主,甚至是音乐家(参见附文)。这一领域方兴未艾,但我们已经找到传授这类技能的最佳方法了吗?如果没有,我们是否至少正在进行改进?真的能教一个人成为创业家吗? 法布雷斯听到了批评者的这些声音。一定程度上,他也持有同样的怀疑。他并不能确定是否已经有人找到了界定创业精神的方法,更别说衡量它的方法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研究报告显示,过去30年创业教育的繁荣,并没有“对美国的创业活动带来明显的影响”。即便在塔克商学院,也只有不到2%的学生一毕业就开办了自己的企业。不过,也许这并不是正确的衡量尺度。法布雷斯说,界定创业家的标准并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做事的方式。他认为,创业精神是一组可查明、可衡量的特质,分布在一个典型的铃铛形曲线之上。在这方面,他与霍华德·斯蒂文森(Howard Stevenson)和戴维·甘伯特(David Gumpert)观点一致,这两位学者25年前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共同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研究报告。两位作者写道,创业精神不是“一种某些人或组织拥有而某些人或组织不拥有的‘或全有或全无’的特质”,而是“一系列行为方式”。“因此,问题是,”法布雷斯说,“你是否能在这条曲线上占据一个点并推移这一点?如果‘创业性’位于右边,你是否可以向那个方向推移它?我知道自己能够朝那个方向推移。我做到了这一点。” 法布雷斯的方法,包括培养学员形成对待风险的正确态度。创业精神的真谛并非热衷冒险,这是一种误解。“你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降低你的创意的风险程度。”法布雷斯说。他指的是:第一,积极找出可能出问题的地方;第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降低这种问题出现的几率。方法就是不懈地学习——了解你的市场、你的客户、你的竞争对手,如果你是这方面的新手,还要学习业务的方方面面。 如果只是为了得到你所需要的工具箱,你当然可以去网上下载。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样做你会失去一些东西。以现年41岁的丹·肖尔(Dan Schorr)为例。过去的冬天,他报名参加了一个由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举办的创业学项目,共四个学期。该项目近期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地点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纽顿市犹太人社区中心四楼的教室。肖尔迟到了10分钟,他赶到时已经没有座位了,与会者有企业难民(corporate refugees,指那些决定自行创业以躲避大型企业官僚环境的人——译注)、奋斗的移民、无聊的家庭主妇及IT“顾问”。入门讲座只是稍微涉及课程的内容(“温斯顿·丘吉尔说,‘永不放弃。永不,永不,永不,永不。’”),尤其是针对具有肖尔这种背景的人。在开办自己的体育用品营销公司之前,他在百事公司(Pepsi)任品牌总监。目前,他正在筹划开办一家经营产品的新企业,也许会利用他此前开办另一家新企业PowerBar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但在茶歇期间,肖尔非常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说,“与想法相似的人在一起能触发灵感”,这样能提供学习的“动力”。也许这足以成为参加创业学课程班的理由。 译者:郑欢 相关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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