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60岁、人称“斯塔西娅”的阿纳斯塔西娅·凯利（Anastasia “Stasia” Kelly）于2006年9月出任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的法律总顾问。在她上任之前，长期担任CEO、人称“汉克”的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Hank” Greenberg）在2005年被辞退，而在她上任之后，AIG金融产品公司（AIG Financial Products）于2008年遭遇危机，美国政府不得不接管AIG。凯利在MCI公司下属的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爆发财务丑闻后出任MCI的法律顾问，并且对公司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AIG一再重申自己的计划之后，凯利应格林伯格的继任者马丁·苏利文（Martin Sullivan）之邀，帮助AIG重整旗鼓。工作日期间，她住在位于曼哈顿的市中心公寓。公寓的位置有些寓意，它恰好处在AIG公司总部及最后接管它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所在的两个街区中间。周末，凯利飞回华盛顿附近的家，与丈夫和双胞胎儿子（现在已经上大学）团聚，她的丈夫是位退休的联邦执法官。在AIG工作期间，凯利先后向4位CEO汇报工作，其中一位几乎无视她的存在，还有一位却非常珍视她的判断，并且提升她为副董事长。与此同时，她的工作也从日常事务转变为危机处理。凯利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辞职——原因是薪酬问题，而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内外交困的AIG。

    凯利在AIG的角色让她站在一场金融灾难的中心，这场灾难将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永远的经典一幕。在同意谈论AIG公司的动荡岁月之后，凯利在今年1月与《财富》杂志高级编辑卡罗尔·卢米斯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其住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里会面。以下是会谈内容选编。

    《财富》杂志：2006年进入AIG公司之后，它的企业文化在哪些方面触动了你？

    凯利：我从未见过这么勤奋工作的人。在AIG有个笑话：“谢天谢地，今天是星期五了，这意味着离周一只有两个工作日了。”

    不过，AIG的所有高级经理都是汉克·格林伯格一手栽培的，而且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对变革不感冒。我希望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合规机构，但我却不断听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它？”我不断推动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建立了这个机构。2008年，当灾难来袭时，它对牢牢掌控海外事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点：你在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见不到多少女性。当我第一次参加管理团队扩大会议时，我是35名与会者中唯一的女性。我对马丁·苏利文开玩笑说：“我猜我们不会男女交叉着坐，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每5分钟就得换个座位。”

    你与AIG金融产品公司（FP）之间的关系有多深？

    起初没什么关系。FP有它自己的法律顾问，他向AIG公司金融服务部门的总顾问汇报工作，而总顾问——在我要求实行这种安排之后——则向我和该部门的负责人汇报工作。我第一次参与FP的工作是在2007年底，当时我们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分析师会议，讨论有关信贷违约掉期（CDS）的问题，我们把这些信贷违约掉期卖给了那些希望为其持有的高等级债务抵押债券（CDO）规避风险的金融机构。当时，我得确保我们正确披露会议上谈及的内容。

    马丁·苏利文和FP的CEO乔·卡萨诺（Joe Cassano）在那次会议上到处承诺，CDS的价值是完全按照FP的账目确定的。但是，仅过了两个月，你们的审计公司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就得出结论说，有关这一价值的不确定性，意味着AIG在其内部控制上暴露了“严重的缺陷”。

    对我们来说，这显然是个可怕的消息。我们想方设法为CDO寻找参考价格，这样我们就可以制定出CDS的价格。只是我们找不到任何可参考的市场。在心底里，我们都认为这个流动性局面是暂时的。但是，普华永道最终说：“那里根本没有市场。”

    对公司来说，情况有多艰难？

    如果情况只是那样，我觉得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经济每况愈下，而马丁在2008年父亲节那天下台——我是按照节日来记事情的——当时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渡过这次危机，情况究竟会有多糟。

    当苏利文离开公司时，AIG的董事长鲍伯·维拉姆斯塔德（Bob Willumstad）接任CEO，当时评级机构纷纷调低对AIG的评级，而且你们在CDS业务上的合作伙伴也在追索抵押品。维拉姆斯塔德打电话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与其讨论如果有必要，AIG——毕竟它是家保险公司，不是银行——是否符合要求，可以获得政府救助。你知道维拉姆斯塔德拜访盖特纳的事吗？

    我是间接知道的。鲍伯主要通过外部顾问来运作。这种情况不多见。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我习惯充当军师的角色，可我当时不是。跟你一样，外部顾问很难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这是鲍伯的风格，而且作为CEO，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考虑过辞职。但是我知道，在公司陷入这种困境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做。

    维拉姆斯塔德是否认为你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从未这样想过。我觉得这只是鲍伯的工作风格而已。

    那就让我们来谈谈决定命运的2008年9月吧。雷曼兄弟公司（Lehman）在15号（星期一）倒闭。市场被冻结了。AIG在16号被接管，因为它没有能力满足FP的质押要求，而且它如果要想摆脱破产的命运，就得申请救助。在造成如此局面的前一周，你在做什么？

    那个星期的前几天我在日本，周五才返回，按理说应该是13号星期五，但我猜还是12号。当时AIG的管理层还远未筹集到我们所需的担保。周五晚上，我打电话给纽约州的保险主管埃里克·迪纳罗（Eric Dinallo），周六一早他已经和他的团队到了那儿。我花了很多时间想办法把FP与公司其他部分隔离开来。那个周末，美联储——当时还算不上是我们的监管机构，不过它却是我们可以求助的最后的借款人——正忙着做尽职调查，它想知道如果借钱给我们，我们还有哪些资产可做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