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星期二，政府——雷曼公司破产对信贷市场造成的影响让它惊恐不已——做好了接管AIG的准备，而且公司董事会也在讨论这种局面与破产孰优孰劣。如果破产，会遭遇什么问题？

    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很难做出那个选择。仅以运营保险公司为例：它们走不了破产这条路。你必须在任何极端情况出现之前，与法定的州立监管机构商谈。州立保险公司必须在州内运作，譬如破产接管。而我们就得让经营成功的公司即在那一刻没有麻烦的公司进入破产接管阶段。另一个问题是AIG各家公司相互间的关系——抵押品及共有资产。请记住，这是格林伯格塑造的公司。你决不能因此让母公司走向破产。情况错综复杂。

    如果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策划一个方案，也许我们可以找出一系列比政府接管更好的选择。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不破产的选择——谢天谢地，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想破产是个更糟糕的办法，尽管纳税人也许不这么认为。

    当晚你是几点回家的？

    大约凌晨3点。我定了闹铃，我知道自己在上班之前也许还能睡5个小时。但是我没做到，因为我接到电话，告诉我每个人都必须在8点半之前到达会议室，“因为美联储有人要来”。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8点半的时候，我们都在来回乱转，等候消息。随后，埃德·利迪（Ed Liddy）走了进来，前一天我们已经得知他将接替鲍伯·维拉姆斯塔德。利迪是一个人来的。他把我们带进会议室，并且开始行使CEO的职权。

    在进入MCI公司之前，你是西尔斯公司（Sears）的总顾问。利迪当时也在西尔斯工作。也就是说，你们两人是认识的？

    我们两人并没有在西尔斯公司共过事。我是1999年进入西尔斯的，当时他已经离开，去管理Allstate公司了。但是我们两人都在芝加哥，而且我的确在社交场合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我必须说我们两人在AIG一拍即合。他是个头脑聪明、讲求原则的人，作为领导他并不冒进。他关心别人，总是保持头脑清醒，从来不会头脑发热。我渴望与埃德·利迪共事。

    我猜你在2009年3月众议院监察委员会（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的听证会上目睹了他的冷静。这次活动反映了美国公众对救助行动的愤怒，当AIG在听证会之前宣布，为了履行合同，它已经为FP的员工预留出1.65亿美元薪酬时，公众的情绪沸腾了。顺便说一句，FP的员工在今年2月又得到了一笔薪酬。3月的听证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起初，听证会的主要内容应该是AIG的接管问题。但实际上它们讨论的只有FP的薪酬问题，而且整个场面非常可怕。当时我们的一些员工还接到了恐吓电话。有人给AIG的网站发来电子邮件说：“应该用钢丝把AIG的高管和他们的子女绞死。”

    听证会之前的那个晚上，媒体蜂拥至华盛顿，试图找到埃德下榻的酒店。因此，我丈夫和我就让他住在我们家。当晚，埃德和我讨论的一件事是，他是否应该在听证会上说出死亡威胁的事。这一做法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人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在找托辞。最终我们决定，如果有合适的时机，埃德就亮出一些恐吓信。

    第二天，在5小时的听证会上，议员们冲他大叫大嚷，整个场面让人难以接受，他最终确实读了两封信并被记录在案。而且就从那时起，整个听证会的气氛发生了变化。现场气氛从义愤填膺转变为“好吧，你们也是人；你们有孩子；你们为他们感到担心；对不起，政府在这方面无能为力”。

    当埃德在听证会结束后起立时，差点儿摔倒在地。我问：“怎么了？”他回答说：“我在职业生涯中有个习惯。当我知道我不得不控制自己，而且又很难做到时，我会蜷曲我的脚趾。这样做很疼，但能让我集中注意力，以免失去控制。可我的脚趾从来没有蜷曲过5个小时。”

    对你而言，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2009年6月肯尼斯·费恩伯格（Kenneth Feinberg）的到来。他是薪酬问题专员，专管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资金且未予以偿还的7家公司，AIG公司当然也在其中。你是AIG公司与费恩伯格打交道的关键人物。我了解到，那次经历让你打心眼里感到厌烦。事情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吧？

    是的。因为，首先，当你毫无权力时，很难展开谈判。费恩伯格掌握着权力——无上的权力。我们的新CEO鲍伯·本默切（Bob Benmosche）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明白，我们必须开出什么样的薪酬才能吸引并挽留我们急需的人才，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偿还纳税人的债务并处理FP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争取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的支持。但是，费恩伯格有政治和民众方面的考量，而且他得设定一个能让他们满意的数额。在我们就这个问题谈判的几个月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结局好不到哪儿去。

    我天生是个乐观派，而且我也一直努力做到这一点。费恩伯格的做事风格是先拿出一根胡萝卜，然后再换大棒。我开始把我们比作橄榄球比赛中的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我们不断奔跑着去踢球，可球场上根本没有球。

    我一直在想，我们有能力形成一股合力，从而把包括我在内的AIG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凝聚起来。但是我们无法做到，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个人的决定将让我换个地方，于是我把这一切告诉了鲍伯。在此之前，我还从未计划过离开公司，而且我也不想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