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两所著名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前者的校训是“格物明德”，后者是“博文约礼”。 博文约礼，一种简单的解释便是：广求学问，恪守礼法，出处为《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子罕》中颜子赞叹孔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对“博文约礼”更深入的解释，把“礼”当作“实行”。《白虎通·礼乐》说：“礼之为言履也，可履践而行。”礼，犹体。躬行实践，凡修身、齐家、从政、求学一切实务皆如是。博学之，当约使归己，归于实践。换言之，“博文约礼”的含义是，只要博学包括典章礼法在内的人文知识，并能身体力行，落实到自己当前的实践中，就可以不背离大道了。众人皆知，儒学是注重实际、经世致用之学，因此，从教育思想的角度来审视，后一种解释似乎更能代表中国古代最为先进的教育思想，也更具实际意义。

    文是诗书易礼等诸经的文字，总原则是教人学做圣贤，以及办理圣贤的事业。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释“经”云：“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意思是，说明天、地、人常道的书，叫“经”。所谓“经”，就是永恒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教训。经书取法于天地，征验于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从而制订出人类的纲纪。经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并掌握了文章最根本的东西。

    分开来看，各经有各自的教化功能。如徐醒民教授在《儒学简说》中所总结：诗经教人温柔敦厚，书经教人疏通知远，乐经教人广博易良，易经教人洁静精微，礼经教人恭俭庄敬，春秋之教则为属辞比事。这些儒学基本经典后来扩充到13种，称为“十三经”。然而，“十三经”以外，尚有很多其他载道之文，以及各种知识，学者随能力所及，都要博学，博学始能会通，然后知其真义。因此，学文要博。

    如果说“文”讲究的是洞明学问，那么“礼”要求的则是人情练达。礼实为做人做事的规矩。这规矩非随意制定，而是圣人取法于自然的秩序。所以《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周代以礼乐治天下，“周礼”的建设与发展前后八百余年。早于孔子百余年的齐国管仲，提出“四维”即“礼、义、廉、耻”，以礼为首，这些都是孔子所直接继承的伦理智慧。

    孔子一生崇礼，幼年“入太庙，每事问”。后来他“入周问礼”，“吾从周”。面对“礼崩乐坏”，他提出了“克己复礼”和“礼失而求诸野”，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在他传授的“六艺”中，礼居于“礼、乐、射、御、书、数”之首。

    孔子强调学生守礼，最后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境界。行为既须合乎秩序，那就需要约束。愈约束愈精一，愈精一愈能行之有效。明归有光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曰：“孔之教曰，博文约礼，精以归一，义以全礼，博以致约，千圣相传之秘，其在兹乎！”

    归有光讲的“精以归一”，完全符合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精神。孔子跟曾子、子贡都讲过这种意思，《礼记·中庸》也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非一不能修道，真正想修大道，必须选定一种方法才能用得上工夫。

    由此观之，“博文约礼”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似乎可以视作学习孔学的不二法门。颜渊赞叹自己的老师很会教导学生，善于按照知识学问的层次一步步诱导，用文献典籍来使人知识广博，用礼节规矩来约束自己，使自己常常处于欲罢不能的境界。所以说，博文约礼既是孔子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是他经常使用的教育方法。

    《礼记·学记》指出：“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意思是：君子已经知道教育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也明白教育之所以衰落的道理，然后就可以为人师表了。一个具有君子品德的人，只有掌握了教育的规律，了解教育成功的方法和失败的原因，方可成为合格的老师。“博文约礼”说的就是达致教育成功的途径和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中文大学把这四个字作为校训，讲求智育与德育并重。

    说到智育与德育并重，便要考量“才”与“德”之关系。中国的古老认识是：德者，才之帅也。言下之意是，才与德相比，似乎永远是第二位的。其实，可以反问一句：若是不博文时便要去约礼，难道能约得住吗？更深刻的看法是，“博学”与“约礼”是同一的。为学欲博而践履则贵约，并非先博文，再约礼。二者齐头并进，正相成，非相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