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帝”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敏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际发生了什么呢?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周人以天代替了殷人的帝。 帝与天分别是商和周的至上神。天的观念在商代的作用还比较小,远远赶不上帝的作用。在商人的信仰中,帝是掌管着自然、可以令风令雨的至上神,其主要实质乃是农业生产的神,控制农作物生长和年成丰歉,进而主宰人类社会生活,甚至人间君主的命运。 胡厚宣先生总结说:“殷代从武丁时就有了至神上帝的宗教信仰。在殷人心目中,这个至神上帝,主宰着大自然的风云雷雨、水涝干旱,决定着禾苗的生长,农产的收成。他处在天上,能降入城邑,作为灾害,因而辟建城邑,必先祈求上帝的许可。邻族来侵,殷人以为是帝令所为。出师征伐,必先卜帝是否授。帝虽在天上,但能降人间以福祥灾疾,能直接护或作孽于殷王。帝甚至可以降下命令,指挥人间的一切。殷王举凡祀典政令,必须揣测着帝的意志而为之。” 或可说,帝是商代统治者创造出的保护神。商代统治者编造了“上帝立商”的神话。《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曰:“帝立子生商。”还有《楚辞》、《吕氏春秋》、《史记·殷本纪》等古籍也记载了这一神话故事,说商的先祖“契”,是其母吞食了神鸟的卵而降生的,所以是天神之子。这样神化王权,便从血缘上找到了商王充当上帝代理人的合法依据,为神权与王权的合一开辟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天鸟生商”的神话将天地自然之神与祖宗先妣之灵逐渐结合,最后“帝”成为神与先祖的统称。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中认为:卜辞中的上帝与先祖的分别并无严格清楚的界限,殷人的“帝”很可能是先祖的统称或是先祖观念的一个抽象。由此,“帝”字在中国古代语言与文化中兼有“至上神”与“宗祖神”二义。侯外庐先生就曾指出:“殷人的宗教祖先神是一元的,‘帝’和‘祖’是不分的,这是氏族公社具有强有力的地位的社会自然发生的意识。卜辞没有祀天的记载,只有祀祖祀帝的记载。”“帝”字卜辞象花萼形,表示生殖繁盛,与“祖”字象生殖器一样。帝、祖分开是从周代开始的。 “帝”字最早见于甲骨卜辞,王国维认为,“帝”乃是“蒂”的初文,即花蒂之蒂。郭沫若也指“帝”字为花蒂的象形文字。《说文解字诂林》引吴大徵《字说》云:“象花蒂之形……蒂落成果。即草木之所由生,枝叶之所由发,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刘翔从仰韶文化遗址等史前陶文中找出一些认为是“帝”之初文的符号,提出“帝”字最主要的部分像植物的子房,认为这“无疑是当时华夏民族对植物崇拜的原始的文化心理的反映……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像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到了殷商时代,隐没了花蒂本义的帝字,已经成为表述人们意念里的自然界至尊神的尊称。” 这些都表明,“帝”表示“本”、“原”之义。《易·益卦》:“王用享于帝”,王弼注:“帝者,生物之王,兴益之宗。”《礼记·郊特性》“祭帝勿用也”的疏说:“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帝”有一个孳乳字“缔”,有第一个造出之意(后来演变为双音节词“缔造”)。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可以用花蒂来指称上帝,原来“帝”的初意即为宇宙万物的始祖,是宇宙万物的生殖之神,与西方把“God”视为造物主是相同的意思。 姜广辉先生在《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前轴心时代的史影与传统》一文中更进一步引申说:“炎帝、黄帝时代,这是一个缔结部落联盟的时代,炎帝、黄帝是当时的两个中心氏族,后来融合为一。在这样一种归‘根’结‘蒂’的大联盟中,主盟者便被尊为蒂,即‘帝’。及其死后,其继承者对他的祭祀,便称为‘怿祭’。帝、蒂、缔、怿数字本为一系。而在文字创造之前,凡表‘根本’之义者,即发 di 音,如氐、柢、底等,亦与‘帝’字音同义近,后来意义分化,在造字时以不同形符区以别之。” 周以前君王不称为帝,死后,配天称帝。俞樾《群经平议》曰:“商时生称王,死称帝。”《史记》所载夏殷之王皆以帝名,这些都是尊祖配天,益庙称帝,视之如神,并非生时称帝的。周朝的君王也称王。正式称为帝乃是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联系方式﹕ yhu@vip.sina.com 相关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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