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悬崖的辉瑞

    每次到夜间的电话会议时间，吴晓滨就把耳机戴上离开办公室，一边踱步一边参与讨论。近来电话会议很频繁，每周至少有三、四个晚上要在晚上8点以后和总部对话，有时凌晨1点会议才结束，办公室早已空无一人。

    三年半以前，吴晓滨开始担任辉瑞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这位20世纪80年代公派出国的博士在德国学习工作了15年，精通英德两种语言。多年来无论是研究还是商业运营，他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医药行业。回忆起在德国从事医药销售的那些日子，他觉得那时的工作自由自在并且充满欢乐。不过与他在德国打拼的时候不同，现在全球最大的制药厂商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专利悬崖”。

    一年多以前，调研公司Booz & Co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医药行业已经到了一个“岔路口”：过去20多年来，大公司依赖欧美和日本等几个大市场的营销获得巨额利润；然而，近两年来很多“重磅炸弹”级的药物专利将面临失效，而这些专利药品一度给这些公司带来的年收入达到十亿美元级别，其中也包括辉瑞的头号畅销药品立普妥。从现在到2021年，所有即将过期的药品被完整地公布在互联网上，这背后的意味不言自明：仿制药的竞争时代已经到来。而对于包括辉瑞在内的公司来说，这就好比是一个前进途中的一道悬崖。

    面对困境，分析师的建议是：差异化发展，持续创新而不贪图仿制的便利。这和吴晓滨的观点一致：“实际上制药公司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药物研发上的不间断创新。一旦失去这个（能力），公司的价值就降得很低了。”他指出这是全球大医药公司共同的竞争力所在。

    不过2012年毕马威的调研显示：在重磅药物方面落后的医药公司对于专利药的兴趣在进一步降低，41%的行业高管在考虑通过第三条道路，即企业并购来获得竞争力。国际上对于创新代价的量化理解是“10亿美金10年开发出一个重磅专利药物”，这不是所有公司都有能力做到的。即便看辉瑞，这家公司的实力也是依靠几个关键的历史机遇才获得突破性的成长。

    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中，辉瑞公司向北军提供了大量的药品，成为美国国内较大的化学品生产企业。1928年弗莱明爵士发现青霉素后，辉瑞逐渐将重点转向抗生素领域，他们对发酵工艺的深入研究为后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辉瑞公司又一次抓到机会，作为当时唯一使用深罐发酵技术生产青霉素的公司，他们以巨大产能和极低成本向美国军方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青霉素产品，公司规模也有了本质的扩大。今天辉瑞已经是美国最大的药品生产企业，其产品包括口服治疗ED的西地那非（万艾可），每秒钟就有四粒该药物被患者服用。

    不过正如电子业开始担心摩尔定律的终点会提前到来一样，药品和制造工艺的创新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国际上创新药产出效率存在很多的问题。大公司药品的产出的确越来越难。所以，各家公司也都在探索新路。”吴晓滨指出。

    当下另一条出路则在于发展中市场。这也正是吴晓滨等本地经理人的重要性突显的时间点。麦肯锡的报告预测中国的医疗开支会从2011年的3,57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万亿美元。对于丧失增长的跨国药企来说，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未来市场。

    但是这个市场中存在很多矛盾和不平衡：据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统计，97%以上的国产药为仿制药，外资及合资医药企业基本占据了专利药、原研药市场。表面上，在国内销售的进口药物90%以上都申请了中国专利；但是据了解有八成以上的国外制药企业无法成功地注册专利。吴晓滨之所以谈到“专利悬崖”对中国业务影响不大，其中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原因是很多国际专利在中国早就失效了，或者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市场生效过。而这种对原研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会导致仿制药盛行，对原研药厂商的经营带来冲击。

    其实这种仿制药与原研药的博弈并不只是在中国存在。据去年的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了辉瑞禁止加拿大制药业者仿制万艾可的请求，这项7票比0票的法庭裁决导致制加拿大制药业者可以放手生产万艾可，结束了辉瑞药厂在加拿大对该神奇药物长达14年的垄断权。法院的裁决书的理由只有一条：辉瑞没有完全公布该药生产方式和有效成份，因而不能承认万艾可在加拿大的专利权。而我们知道非专利药经常只有专利品牌药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此外，一个更大的挑战是中国市场中的价格压力。中国政府现在的优先目标是提供覆盖范围更大的医保政策：过去3年投入了1,250亿美元启动资金，将医保覆盖率提高到全国人口95%。要做到这一点，药品价格的控制至关重要，从2011年以来的两年内国家发改委四次调整药品最高零售限价，而这就会影响到高端药企的利润空间。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最近一轮降价会让几家最大的跨国药企损失近20%的利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