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天时地利人和
孙玮带着无需隐藏的自信，笑着更正了来访者提到的一处数据瑕疵：作为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CEO兼中国CEO，2017年，她会见的全球范围内的企业CEO，不是300位，而是500位。“海外300，国内200，而且大多都是一对一的。”她继续笑着补充道。
“精力充沛”对孙玮来说，任何时候都算不上是“称赞与恭维”，而只是基于事实的客观描述。
从她的笑容中，也丝毫看不出“呼风唤雨”的架势，尽管无论是华尔街还是中国资本市场，她都是举足轻重甚至至关重要的人物。
她会与人讨论一天的24小时中，除去8小时睡眠，剩下的16小时要如何度过。显然，她对这16小时中自己能达到何种程度的“高效率”深有体会。她会毫不吝惜地与人分享她的“精力来源”：除了严格的时间管理，她还善于令自己处于“一种竞技状态”。
她说“我不觉得累”，这是一句无需怀疑的真诚表达，因为即便刚刚从伦敦回到北京，而第二天又要动身前往萨尔茨堡，孙玮仍然神采奕奕。“人的大脑可以指导一切，而人的意志可以指导大脑。”她说。
今年6月，在伦敦，孙玮原本有五个会议安排，只是她突然生病导致嗓子无法发声。她坦言，当时也考虑过取消掉会议，不过有的会议对谈者为了与她会面，已经专门修改了行程。孙玮最后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了这五个会议。“吃了药，声音出来了，一个会都没有少开，最后还加了一个。”孙玮说。
作为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孙玮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之后，决定出国留学。她用亮眼的成绩书写了自己的履历表：在美国阿默斯特学院以优等生成绩拿到硕士学位，又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成为法学博士，在纽约州成为执业律师，参与香港证券市场相关H股上市法规的起草，1998年加入摩根士丹利。
在中国，人们喜欢称摩根士丹利为“大摩”。现在，这个世界顶级的金融服务机构正在庆祝其开展中国业务25周年。25年中，大摩在中国大陆的员工人数比1994年增加了100倍，从北京与上海的两个办事处发展到现今涵盖证券、基金、商业银行和私募业务的综合平台，为中国企业海外融资提供保荐和承销，股权和债权融资达到5,000多亿美元。这值得骄傲的成绩中，孙玮的贡献毋庸置疑。
作为一名管理人，孙玮要从战略、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以及公司整个布局履行自己的责任，同时业务要保证发展，而且保证盈利。
除了这些基本的职能，孙玮还乐于做得更多。
“我参加全球性的大会，去做演讲。”孙玮说，“因为我有幸对中国的市场有较深了解，并积累到了宝贵的行业经验。这种通过思考和实践之后得到‘升华’的认知，我希望和大家分享。”
她相信自己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见过的“各种类型的挑战”。
孙玮直言，在外国人眼中，现在的中国和以前的中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她以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发展时段来举例。“25年前，我们刚刚做中国业务的时候，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神秘国度，东方睡狮’层面。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报纸上从来不缺少中国的消息，在摩根士丹利全球，很多外国同事也很了解中国。”孙玮紧接着用“但是”来引出她真正要说的话：他的了解不一定那么全面细致，所以我的工作不是在做从零开始的教育，而是要帮助他们更新和加深认知。
“帮助他们更加全面和及时地认识我们在中国的项目和业务，乃至中国的市场、战略，还有中国的客户。”孙玮说。
孙玮每天要做很多决定。“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亚太总部在香港，在大陆的机构有的是美国，伦敦或香港业务条线的分公司，面对不同的监管者和法律框架，做出一个决定，必须同时考虑到很多相关的问题。”
在孙玮的描述中，这些相关问题包括董事会是怎么样的治理机构，它与股东的关系，与高管的关系，高管与员工的关系是什么。这些在法律上有非常详细的界定，而在孙玮的脑子里，就像一张无形的图。
具备这样的绘制无形的图的能力，孙玮将其归功于自己在美国的受教育经历。
她非常乐于回忆在美国的学习经历。无论是阿默斯特学院，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是两所从表面上看完全不同风格的学院，共同塑造了之后人们所认识的孙玮。
阿默斯特学院像是启蒙，让孙玮见识到“非常开阔的教育方式”。与中国国内教育不同，学生的选择可以更多依凭兴趣，而无须囿于与主课相关的窠臼。她感慨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有很多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今后创造力的一个来源，如果想象力在年轻的时候被扼杀，以后再让它重新萌发出来，就不容易。”孙玮觉得自己在阿默斯特学院得到的最好的启示，就是“一下子觉得海阔天空，明白了什么叫做知识的海洋，始终处于一种很高兴与很亢奋的状态”。
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又是另外一回事”。2019年6月1日，孙玮专程回学校参加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除了想见见几个差不多30年没见过的老同学，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她从心底欣赏美国的法学院教育。她半开玩笑地说：“因我为自己受益匪浅，我也曾‘求’我的三个儿子去读法学院。”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孙玮没有被教授法律条文，因为这些内容都是在计算机里可以一字不落地检索出来，课堂上要教的是怎样去了解和认识，进而彻底地领会美国的法律制度。
孙玮至今还记得法学院那些性格各异的教授，在课堂上或声色俱厉或和颜悦色，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学生“开悟”。
“考试的时候全是开卷。但因为考试涉及内容繁多，你基本不会有时间去翻书。”孙玮解释，“这就是给你很多信息量，最后考察你的一个能力，把这些信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找出问题本质，能够真正地分析问题。”
显然，这项能力直到现在，孙玮还在每天的工作中“用得太多”。
在纽约州获得的律师执业资格之后，孙玮进入奥睿律师事务所，一切看起来按部就班，只需要循规向前，直到有一天她从自己位于53街的办公室窗子俯视纽约这座城的那一刻。
孙玮决定搬去香港，开始承担一份不一样的责任。她进入香港证监会，1998年，加入摩根士丹利，回到北京。
不可避免地，孙玮的成就，在大多数人的叙述中，被描绘成一个充满坚毅果敢特质与积极进取精神的职场成功学故事。这显然并不能得到孙玮本人的全面认同。尽管出于礼貌，她不会对这种源于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庸俗表达加以否认。但是显然，相较于更容易令人心生敬意的“勤奋勇敢艰苦卓绝”，孙玮更喜欢将“天时地利人和”视为自己每一次准确把握机遇，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最优选择的决定性关键词。
孙玮绝不讳言自己是“lucky”（幸运）的，甚至说起这个词汇时，隐隐带着一些自豪。因为即便她自己也知道，人生的树上结出“幸运”的果子，绝不是凭空而来，必然需要精心与辛苦的劳作。
她仍旧记得父亲当年要她记住的两点：你很聪明很能干，所以你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骄傲，因为骄兵必败；以及千万不能气馁和放弃。“他说你要真正最后能把一条路走到底，就要永不后退，坚持向前。”孙玮说。
《财富》（中文版）: 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服务行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能让你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都还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其中？
孙玮：金融行业，我觉得它特点非常鲜明。金融行业工作，对从业者的意志、毅力、情商、智商，包括身体条件，方方面面的要求都很高。因为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不断在变，而且有很多新的挑战，同时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最重要的是这个行业积聚了很多非常有潜力、有能力，而且聪明能干的人。在这个行业中，我总是处于一种竞技的状态，在这个工作状态里，不仅可以学到新的东西，而且可以挑战自己，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金融行业吸引我一直投入其中的原因。
《财富》（中文版）: 人不是万能的，总会有一些确实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面对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办？
孙玮：我们工作中的困难很多，我们都是人。你每天要做很多决定，如果不能够及时果断地去做一些决定，而是怕犯错误，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个好的领导者，就要具备及时果断做决定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犯了错误，关键是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很快地学到经验，吸取教训，下一次可以规避。人在整个生活中要有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并不是说人的所有经历都是正面的，没有挫折，没有困难，而是当出现困难与问题，别人沮丧的时候，你能不沮丧，而是非常积极地对待，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奋力直追。记得父亲曾经对我说，人不可能不犯错，但智者和愚人的区别就在于同样的错误，智者只犯一次。
《财富》（中文版）: 你愿意在公开场合分享自己犯错误的经历吗？
孙玮：我们这个行业，最起码在摩根士丹利的文化里，大家是不能回避问题的，这是我们的惯例。我们星期一有一个例会，就要讨论有哪些项目我们没有拿到。摩根士丹利全球的企业文化就是客户为先，根据业务发展的情况，高层定期拜访客户，也包括那些没有接受我们的客户。我们会到客户那里去，跟他交流，为什么我们的团队没有被你选中？这些不仅是在谈我们自己的错误或者不足，而是直接地面对客户，追根问底，从一个错误、一个失误、一个不足里吸取教训。
《财富》（中文版）: 在谈判中，你有哪些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和技巧？
孙玮：谈判不能一概而论，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是两种不同的谈判方式，也是个人风格。我是从上到下，从大的方向和大的目标开始谈，然后再往细走。你会发现谈判谈不下来，实际上大的方面没有太大问题，多数情况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成功地说服对方从这些细节的纠缠里跳出来。就是时不时地把小的问题放到大的原则里去检验一下，这个小的具体的问题到底重要不重要？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谈判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它重要不重要的问题。不会谈判的人，最后就坚持“我是对的，你得承认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谈判是要找到一个共识。在双方各自的利益区间，找到一个妥协点。（财富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