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用付出任何努力，每个月也能白拿1000美元现金，你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变化？

迄今规模最大、由OpenAI创始人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个人资助的“白给钱”社会实验项目，近日公布了它的研究成果。

与它的反对者所预测的不同，这项实验发现，参与者并没有因为“不劳而获”而变得更懒惰，或者更虚无。相反，由于这笔钱让他们在工作和时间安排上多了一些选择的自由，他们变得对自己更负责、也更有行动力了一些。

过去几年，因为新冠疫情和AI技术的突飞猛进，向低收入人群直接发放现金的实验项目在美国遍地开花，目的是测试“全民基本收入”（简称UBI）这一政策理念一旦大规模落地，会在人群中带来怎样的真实效果。有超过150个类似项目在35个州同时展开，而其中历时长达三年、发放金额最多的一个，由一家名为OpenResearch的非盈利机构牵头展开，背后的资助人就是奥特曼。

可以预见，随着AI在世界各地引发失业恐慌，财富向着掌握技术与资本的少数人集中，普罗大众是否应该无条件地享有一些基本收入，将很快从社会实验走向主流的公共讨论甚至政策议程中，而OpenResearch的研究成果会被这一理念的支持者们反复引用。

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类似的大规模实验，但围绕“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越来越密集。有学者在中国全面走出新冠疫情管控时呼吁，这是中国试行全民基本收入的最佳时刻。还有学者设计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中国方案”。在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出租车引发“1000万司机面临失业”的恐慌之后，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呼声：是时候讨论全民发钱了！

天上掉下的馅饼，有毒？

除了美国，还有包括芬兰、爱尔兰、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展开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验和研究。这些项目基于一些共同原则：首先，基本收入向所有人群发放，包括婴儿和老人，它的发放无需判断家庭财务状态，也与个人的工作意愿和工作状态无关；其次，它的金额要大到能满足“基本生活”的要求；此外，它以现金而非实物的形式发放，这令它有别于常见的救济和最低保障制度，让受益者在购买行为上更自由灵活，避免被打上贫困标签的羞耻感。

全民基本收入并非一个新鲜的概念，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托马斯·潘恩提出的社会红利论，这一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人类共同祖先遗留下来的社会红利。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令个体摆脱对市场经济的极度依赖、拥有更多自由的一种工具。

近年来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最新一波讨论中，支持者认为，它有可能帮助解决当代世界的两大难题：一是抵御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冲击，二是通过再分配来延缓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但反对声也不绝于耳，反对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

首先，它可能导致财政赤字激增，因为即使最富裕的社会也很难负担给每位公民提供体面的生活。为了填补预算黑洞，政府可能不得不大幅提高税收或挪用原本分配给其他领域（如卫生和教育）的资源，而这会让原本贫困的人群更贫困，加剧贫富差距。

其次，将收入与工作脱钩，奖励人们待在家里，会导致所谓的“养懒汉”，而高失业率的地方更可能出现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不良后果。

最后，社会心理学认为，人从工作中获得意义和价值感。如果人人都有基本收入，不再需要工作，可能会导致普遍的虚无感，令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在尤其崇尚劳动的东亚文化中，这一忧虑尤其显著。

实验证明：最坏的情形没有发生

然而，OpenResearch的实验项目似乎证明了，反对者们最担忧的一些情景并没有发生。

这一项目始于2020年，每月向来自伊利诺伊州和德克萨斯州的1000名低收入参与者发放1000美元现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另外有2000人作为对照组，每月收到50美元。所有参与者的平均家庭收入低于29000美元。

实验进行三年后，组织者们在今年7月下旬发布了一组研究报告。核心发现是：受益者普遍将拿到的现金花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上，或用来帮助他人，而没有花在赌博酗酒这类“堕落”行为上；他们也并没有因为这笔额外收入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尽管他们的工作时间略有减少。

具体而言，主要的研究发现包括：

 受益者普遍将这笔钱用在了食品、房租和交通等必需品上，并报告他们减少了对非处方止痛药的使用和饮酒行为。

 受益者在接受款项的第一年中，压力和心理困扰普遍减少，不过这些益处在随后的年份中逐渐消失。

 虽然这笔钱无法根治一些疾病，但受益者能投入更多时间来关注自身健康，例如他们拜访医疗机构的次数比对照组高出26%。

 受益者搬家和更换社区的可能性比对照组高出4个百分点，搬家可以让他们靠近更好的学区或工作机会。

 受益者比对照组每周少工作1.3个小时，其中单亲父母减少了更多工作时间。研究人员表示，这使他们能够选择更灵活的工作，并与孩子们共度更多时间。

 受益者们对追求更多教育机会和创业的兴趣有所增加，存钱和财务管理方面的意识也有提升。

总体而言，实验并没有达到一些支持者最初的期望，比如显著提高受益者的工作质量或健康状况，但也没有在他们之中滋养恶习，消除生活的意义感，反而让他们对未来更有期待，并能更自主地为之付出努力。

OpenResearch研究主管Elizabeth Rhodes在接受采访时说，三年来，她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现金有用吗？

“这个问题就像在问，食物有用吗？当然，现金有用，”她说，“但这不是我们真正该问的问题。我们真正需要问的问题是：现金何时何地更有用？支持人们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当然，研究者们不希望将研究成果泛化，强调同样一笔现金对于不同的人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他们也指出了全民基础收入作为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认为需要结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如医疗健康政策一起发挥作用。

最关键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不过，围绕这一研究将如何继续进行的最大谜团，是钱将来自哪里。项目组拒绝透露奥特曼是否会继续以个人身份资助这一研究，并表示正在积极寻求更多的资助方。

硅谷的众多科技大佬都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包括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和Salesforce创始人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他们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们创造的产品：如果AI会大规模抢夺人们的工作，那么全民基本收入对于维持大多数普通人的基本生计——以及继续使用他们产品的能力，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美国其它地方和其他国家，更多的全民基础收入实验项目由政府、慈善机构或公民组织牵头。而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富裕社会，如何保证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都是最具争议的问题。

研究者们提出过多种“筹款”方式，比如调整税收体系，对高收入者、大型企业或特定行业征收更高的税率；或者对使用自动化和AI技术的企业征收特别税，以反映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有学者呼吁征收“碳税”，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征税，既可以筹集资金，又可以激励减排和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曾在2017年联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天津城区做过一项入户调查，发现96%的受访者愿意领取全民基本收入，88%的受访者希望每人每月领取额在2500元以上。

放眼全国，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要在当时的中国施行全民基本收入，会给财政带来不可承受之重。即便按当时的“低保”标准为每个中国公民发放基本收入，所需的财政资金至少是低保投入的25倍以上。

到了宏观经济承压、财政吃紧、全社会讨论延迟退休的今天，全民基本收入似乎离我们就更加遥远了。但来自硅谷的这场社会实验为我们打开了想象的空间，也启发我们思考：在一个被技术快速改变的世界中，技术的创造者、资本的提供者、作为社会“守夜人”的政府，以及普罗大众应该各自承担怎样的角色，来确保人类社会拥有持续的凝聚力，不被技术与财富的鸿沟所吞噬。（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