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悬而未决之时，备受关注的美国对华科技投资限制令刚刚落地。

当地时间10月28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限制美国企业和美国人向中国（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半导体和微电子、人工智能（AI）和量子信息技术等领域投资的“最终规则”，该规则将在2025年1月2日起生效。次日，中国外交部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对美国的这一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并强调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显然，美国限制投资的这些领域是中美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会令外资在中国科技领域投资的合规风险和成本直接提升。一方面，外籍股东和企业需投入更多资源以确保合规，一些人或企业可能会选择退出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以避免额外的合规负担。另一方面，此举会加剧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变化，一些外籍人才可能会考虑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硬币的另一面是，外部投资限制会促使国内资本更多地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以填补外资撤出留下的空白，长期来看对中国科技行业发展可能更偏利好。实际上，A股半导体芯片板块自9月底以来就表现强劲，成为硬科技领涨先锋。不过，在美国投资限制令的消息传来后，该板块连续两日下跌，也凸显出各方利益博弈的复杂性。

与二级市场相比，一级市场受到的冲击更直接，因为美国主体在二级市场投资中国相关科技领域以及美国主体担任不参与基金管理的纯财务LP（有限合伙人）“不构成受管辖的交易”。换而言之，私募股权投资才是美国投资限制令的重中之重，这也是美元基金近几年在华退潮的一个无法忽视的大背景。

创投遭遇逆风，国资开始补位。近日，深圳发文提出发展大胆资本、耐心资本、国际资本、产业资本四大资本。这是“大胆资本”的概念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也是“通过市场化方式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深圳市探索取消返投时序进度、资金规模等要求，以及构建投资容错和尽职免责机制，提升投资积极性。”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

在美国财政部发布“最终规则”的一年多前，美国总统拜登已于2023年8月9日签署了《关于解决美国在特定国家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命令》，该行政令优先建立“分层监管机制”，明确针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AI领域的投资，精准限制并按需调整对华科技投资政策。之后美国财政部宣布，就即将制定的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针对上述领域的技术和产品设立申报要求，或明确禁止某些交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等人曾对此撰文分析称，该限制政策是美国限制对华科技投资的第三轮尝试，也是基于此前建立对华投资的全面审查、设置企业层面投资黑名单这两轮尝试的一种折中方案。虽然限制对象是投融资，但其出发点仍然是技术领域的“小院高墙”措施。

文章还指出，投资限制措施再次警示金融脱钩风险，毕竟特朗普执政末期，美国就曾针对中国设立金融制裁清单，禁止美国投资者交易清单企业证券，部分中国企业被移除出纳斯达克、标普、道琼斯、明晟指数，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三大电信运营商被纽交所摘牌。

该投资限制措施或许也会一定程度上冲击其他领域对华投资信心。不过，社科院对欧美日三大商会的调研也显示，在地缘政治等因素冲击下，外资企业普遍采取了加强本土化的方式来确保其中国业务、母公司业务能够在复杂环境下尽可能稳定运转。这一方面说明外资企业对潜在极端风险的担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市场仍具有很强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谴责该投资限制令的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还指出，2023年，美国是中国香港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为4722亿港元（603亿美元）。同时，香港是美国第27大贸易伙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过去10年达2715亿美元，是其全球贸易伙伴中最高。这些数字说明了香港和美国之间有着紧密的经济互动，美国企业在香港有庞大的商业利益，“美国将自食其果，尤其从与香港的双边贸易多年来所赚取的贸易顺差将受影响”，该发言人说。

毫无疑问，投资限制令对美国自身也是一把双刃剑，但当下剑已出鞘，无论是香港地区还是整个内地市场，或许都只能尽力练好内功——长远来看，实体经济有无盈利机会才是资金和人才流动的最终决定因素。（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