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募股权公司。如今,该公司正一如既往地以坚守本源的理念面对未来。甚至在少壮派接棒后,包括去年七月41岁的潘建出任首席执行官后,公司仍未改变这种坚持。潘建在接受《财富》杂志专访时表示,有近60年历史的华平投资不会转型为贷款机构,不会谋求上市,也不会演变成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潘建还明确表示,华平投资不会跟风参与私募股权行业对私人信贷的狂热追逐。私人信贷已然成为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投资领域。尽管华平投资去年募集了规模达40亿美元的“资本解决方案创始人基金”,但该基金仅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非直接放贷的私募基金。
潘建对《财富》杂志表示:“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最核心的定位始终是投资者优先的私人合伙公司。”他解释称,华平投资将继续深耕周边领域,例如亚洲房地产市场或由普通合伙人主导的二级市场交易。
这种理念意味着与华尔街部分竞争对手相比,华平投资显得格外低调。但对潘建和他的团队而言,这正是最适合公司的经营理念。自1971年以来,华平投资集团累计为投资者回报1,510亿美元,并且令人惊艳的是,整个过程一直波澜不惊。
华平投资的年轻化革命
华尔街从不乏权力更迭的恩怨故事,尤其在私募股权领域,领导权交接往往伴随剧烈动荡。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前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执掌帅印31载,却因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系曝光,于2021年黯然离职。据《财富》杂志报道,阿波罗内部随后围绕接班人爆发了权力斗争,最终由马克·罗文接任。2022年,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首席执行官李揆晟突然辞职,公司不得不着手寻找接班人。[公司最终选择了高盛(Goldman Sachs)前高管哈维·施瓦茨。]相较之下,以低调著称的华平投资已完成两次平稳的权力交接,合伙人体系内始终波澜不惊。
去年七月,执掌华平投资逾二十年的纪杰卸任,与美国第75任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担任联席董事长,由潘建接任首席执行官。纪杰因1994年带领华平投资进军亚洲市场而广受赞誉,使该公司成为最早布局该地区的私募股权机构之一。拥有十三年亚洲工作经验的潘建,则助力华平投资持续拓展亚洲市场,包括2016年设立新加坡办公室。
作为私募行业罕见的少壮派首席执行官,潘建表示其晋升是华平推进代际传承战略的重要环节。全球金融解决方案联席主管维沙尔·马哈德维亚和丹·齐尔伯曼都是公司大力培养的年轻一代领导人。马哈德维亚同时负责亚洲私募股权投资,齐尔伯曼则执掌全球资本解决方案业务。为保持业务连续性,美国私募股权联席主管马克·科洛德尼与吉姆·尼亚里继续留任。(科洛德尼曾任《财富》杂志记者。)
这个约十人组成、几乎全为男性的领导团队,多数在2000年代初期至中期同期加入华平投资集团。潘建表示,所有领导者都对“公司新阶段的发展充满期待”。
掌舵华平投资二十余载的纪杰评价此次交棒“完美延续了品牌基因且无缝衔接”。他认为新一代领导者理应获得“与我当年同等的机会去施展抱负”。
小而强的行业先驱
新管理层接手的华平投资,与1966年创立时早已截然不同。1966年,莱昂内尔·平卡斯与埃里克·华伯联手创办了这家公司,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这家公司对私募股权行业的演进产生了与其规模不相符的巨大影响力。1971年,华平投资募集首只4,100万美元私募股权基金,这笔资金在首日就全部到账。这与当今私募基金先获承诺、按需提款的通行做法大相径庭。潘建坦言:“在那个年代,没有人信任他们的投资者。”
1970年代,平卡斯推动监管改革,允许州养老基金投资私募股权基金,进而促进了新兴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借助这股势头,华平投资在1987年募集12亿美元基金,创下当时的历史纪录,投资方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养老基金。
潘建表示:“我们至今仍是唯一拥有超50年连续投资纪录的机构。”
在坚守本源的同时,华平投资的规模日益壮大。华平投资以科技、医疗、金融服务和工业领域投资著称,目前拥有约800名员工,包括超275位投资专家,分支机构遍布纽约、柏林、伦敦、新加坡和上海。公司管理的资产逾870亿美元,累计向超千家企业注资超1,200亿美元。
华平投资秉持成长导向的投资理念,涉足全阶段交易,包括早期投资与成长型投资。该公司会参与被其称为“成长型收购”的并购交易,同时谨慎使用债务工具。华平投资最著名的投资案例之一当属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2011年,华平投资是CrowdStrike首轮融资的投资者,且在2019年6月该公司6.12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之前,华平投资一直是其最大股东。潘建表示,华平投资始终以稳健业绩提供持续回报。他开玩笑称:“我们从未不得不请求投资者给予补救机会,对吧?”
认知的变迁
如今的华平投资在经历多轮经济周期后,已成为一家令人尊敬的私募股权公司。例如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令私募股权行业持续多年陷入低迷,还有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部分机构暂停投资数月,但均未能撼动华平投资的根基。2021年新冠疫情结束后,许多私募机构恢复交易,使当年的并购交易量创历史记录,但这些交易往往伴随着高估值倍数。
私募股权行业仍在消化2021年泡沫期的后遗症。受IPO与并购市场降温影响,众多私募股权机构难以退出项目,导致回报获取难度加大,内部收益率面临压力。尽管收购基金整体表现仍优于公开市场,但根据《贝恩2025年全球私募股权报告》(Bain’s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2025),北美地区十年期基金收益率过去三年已下滑三个百分点。
华平投资亦未能完全避开近年逆风。自创立以来,该公司累计募集约25只基金,包括2023年募资173亿美元的旗舰基金“华平全球成长14号”。这是公司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只基金,较2018年募资150亿美元的“全球成长”基金(实际上是华平投资的第13只旗舰基金)增长15%。据知情人士透露,截至2024年底,13号基金的净内部收益率为15%,全球成长14号基金则达20%。
在私募行业,出色的内部收益率通常需超过20%。虽然全球成长14号基金因存续期尚短不宜评判,但13号基金的表现远未达到这个标准。华平投资拒绝对基金业绩置评。
不同于众多竞争对手的是,华平仍在持续退出。今年迄今为止,该私募股权公司已经卖掉了三个不同行业的三家公司。3月初,澄湖资本集团(Clearlake Capital)收购华平投资在医疗科技软件即服务公司ModMed的股份,对该公司的估值为53亿美元。华平投资还同意将热泵制造商森戴恩公司(Sundyne)以21.6亿美元出售给霍尼韦尔(Honeywell)。2月,华平投资将其在经纪交易商Kestra持有的股权出售给Stone Point Capital。
目前暂不上市
自创立以来,华平投资也在持续发展,在坚守私募股权投资主营业务的同时,正着力拓展资本解决方案、亚洲房地产及普通合伙人主导的二级市场交易。
另外一个增长领域可能来自中东地区。华平投资已在当地布局。华平投资正在与沙特社会保险总会(General Organization Social Insurance,GOSI)旗下的投资管理机构Hassana投资公司(Hassana Investment Company)合作开拓沙特市场。沙特社会保险总会管理的资产规模达3,2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华平投资委派高级合伙人维拉杰·索尼主导中东投资业务。
与许多同行一样,华平投资也认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已投资Personetics、CData Software、Contabilizei等AI技术应用企业。但潘建表示,公司无意“押注谁最终能打造出最高效的类ChatGPT模型”。华平投资自身也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体,以辅助判断企业上市时机或筛选符合投资标准的目标。
在漫长的公司发展过程中,华平投资总是要面对外界对私募股权的认知转变。一些私募股权高管抱怨行业被误解甚至污名化。潘建指出,2006年他加入华平投资时,公众尚不了解什么是私募股权,但随着行业的发展,其投资已经覆盖了许多人。这恰好与股市的繁荣同步。当更多人参与股市投资(当前七大科技股在标普500指数的权重达到约30%),部分投资者开始选择另类投资,以实现多元化配置。
如今,当潘建遇见非金融圈人士时,对方或许不知道华平投资的大名。然后他就会提到公司投资的眼保健公司博士伦(Bausch & Lomb)、零售商尼曼集团(Neiman Marcus)、CityMD等知名企业。他说道:“人们马上就会产生共鸣,他们由此就能理解华平投资的行业地位。”
上市目前也不在华平投资的考虑范围。黑石集团(Blackstone)、凯雷投资集团、KKR、阿瑞斯(Ares)、EQT、CVC、德太投资(TPG)等竞争对手都已上市。但预计华平投资暂时不会跟进。潘建表示:“如果我们认为不上市会在竞争上处于劣势,我们就会重新考量。但现状恰恰相反——继续作为一家投资者优先的合伙企业,正是我们的独特竞争优势。”(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募股权公司。如今,该公司正一如既往地以坚守本源的理念面对未来。甚至在少壮派接棒后,包括去年七月41岁的潘建出任首席执行官后,公司仍未改变这种坚持。潘建在接受《财富》杂志专访时表示,有近60年历史的华平投资不会转型为贷款机构,不会谋求上市,也不会演变成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潘建还明确表示,华平投资不会跟风参与私募股权行业对私人信贷的狂热追逐。私人信贷已然成为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投资领域。尽管华平投资去年募集了规模达40亿美元的“资本解决方案创始人基金”,但该基金仅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非直接放贷的私募基金。
潘建对《财富》杂志表示:“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最核心的定位始终是投资者优先的私人合伙公司。”他解释称,华平投资将继续深耕周边领域,例如亚洲房地产市场或由普通合伙人主导的二级市场交易。
这种理念意味着与华尔街部分竞争对手相比,华平投资显得格外低调。但对潘建和他的团队而言,这正是最适合公司的经营理念。自1971年以来,华平投资集团累计为投资者回报1,510亿美元,并且令人惊艳的是,整个过程一直波澜不惊。
华平投资的年轻化革命
华尔街从不乏权力更迭的恩怨故事,尤其在私募股权领域,领导权交接往往伴随剧烈动荡。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前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执掌帅印31载,却因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系曝光,于2021年黯然离职。据《财富》杂志报道,阿波罗内部随后围绕接班人爆发了权力斗争,最终由马克·罗文接任。2022年,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首席执行官李揆晟突然辞职,公司不得不着手寻找接班人。[公司最终选择了高盛(Goldman Sachs)前高管哈维·施瓦茨。]相较之下,以低调著称的华平投资已完成两次平稳的权力交接,合伙人体系内始终波澜不惊。
去年七月,执掌华平投资逾二十年的纪杰卸任,与美国第75任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担任联席董事长,由潘建接任首席执行官。纪杰因1994年带领华平投资进军亚洲市场而广受赞誉,使该公司成为最早布局该地区的私募股权机构之一。拥有十三年亚洲工作经验的潘建,则助力华平投资持续拓展亚洲市场,包括2016年设立新加坡办公室。
作为私募行业罕见的少壮派首席执行官,潘建表示其晋升是华平推进代际传承战略的重要环节。全球金融解决方案联席主管维沙尔·马哈德维亚和丹·齐尔伯曼都是公司大力培养的年轻一代领导人。马哈德维亚同时负责亚洲私募股权投资,齐尔伯曼则执掌全球资本解决方案业务。为保持业务连续性,美国私募股权联席主管马克·科洛德尼与吉姆·尼亚里继续留任。(科洛德尼曾任《财富》杂志记者。)
这个约十人组成、几乎全为男性的领导团队,多数在2000年代初期至中期同期加入华平投资集团。潘建表示,所有领导者都对“公司新阶段的发展充满期待”。
掌舵华平投资二十余载的纪杰评价此次交棒“完美延续了品牌基因且无缝衔接”。他认为新一代领导者理应获得“与我当年同等的机会去施展抱负”。
小而强的行业先驱
新管理层接手的华平投资,与1966年创立时早已截然不同。1966年,莱昂内尔·平卡斯与埃里克·华伯联手创办了这家公司,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这家公司对私募股权行业的演进产生了与其规模不相符的巨大影响力。1971年,华平投资募集首只4,100万美元私募股权基金,这笔资金在首日就全部到账。这与当今私募基金先获承诺、按需提款的通行做法大相径庭。潘建坦言:“在那个年代,没有人信任他们的投资者。”
1970年代,平卡斯推动监管改革,允许州养老基金投资私募股权基金,进而促进了新兴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借助这股势头,华平投资在1987年募集12亿美元基金,创下当时的历史纪录,投资方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养老基金。
潘建表示:“我们至今仍是唯一拥有超50年连续投资纪录的机构。”
在坚守本源的同时,华平投资的规模日益壮大。华平投资以科技、医疗、金融服务和工业领域投资著称,目前拥有约800名员工,包括超275位投资专家,分支机构遍布纽约、柏林、伦敦、新加坡和上海。公司管理的资产逾870亿美元,累计向超千家企业注资超1,200亿美元。
华平投资秉持成长导向的投资理念,涉足全阶段交易,包括早期投资与成长型投资。该公司会参与被其称为“成长型收购”的并购交易,同时谨慎使用债务工具。华平投资最著名的投资案例之一当属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2011年,华平投资是CrowdStrike首轮融资的投资者,且在2019年6月该公司6.12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之前,华平投资一直是其最大股东。潘建表示,华平投资始终以稳健业绩提供持续回报。他开玩笑称:“我们从未不得不请求投资者给予补救机会,对吧?”
认知的变迁
如今的华平投资在经历多轮经济周期后,已成为一家令人尊敬的私募股权公司。例如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令私募股权行业持续多年陷入低迷,还有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部分机构暂停投资数月,但均未能撼动华平投资的根基。2021年新冠疫情结束后,许多私募机构恢复交易,使当年的并购交易量创历史记录,但这些交易往往伴随着高估值倍数。
私募股权行业仍在消化2021年泡沫期的后遗症。受IPO与并购市场降温影响,众多私募股权机构难以退出项目,导致回报获取难度加大,内部收益率面临压力。尽管收购基金整体表现仍优于公开市场,但根据《贝恩2025年全球私募股权报告》(Bain’s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2025),北美地区十年期基金收益率过去三年已下滑三个百分点。
华平投资亦未能完全避开近年逆风。自创立以来,该公司累计募集约25只基金,包括2023年募资173亿美元的旗舰基金“华平全球成长14号”。这是公司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只基金,较2018年募资150亿美元的“全球成长”基金(实际上是华平投资的第13只旗舰基金)增长15%。据知情人士透露,截至2024年底,13号基金的净内部收益率为15%,全球成长14号基金则达20%。
在私募行业,出色的内部收益率通常需超过20%。虽然全球成长14号基金因存续期尚短不宜评判,但13号基金的表现远未达到这个标准。华平投资拒绝对基金业绩置评。
不同于众多竞争对手的是,华平仍在持续退出。今年迄今为止,该私募股权公司已经卖掉了三个不同行业的三家公司。3月初,澄湖资本集团(Clearlake Capital)收购华平投资在医疗科技软件即服务公司ModMed的股份,对该公司的估值为53亿美元。华平投资还同意将热泵制造商森戴恩公司(Sundyne)以21.6亿美元出售给霍尼韦尔(Honeywell)。2月,华平投资将其在经纪交易商Kestra持有的股权出售给Stone Point Capital。
目前暂不上市
自创立以来,华平投资也在持续发展,在坚守私募股权投资主营业务的同时,正着力拓展资本解决方案、亚洲房地产及普通合伙人主导的二级市场交易。
另外一个增长领域可能来自中东地区。华平投资已在当地布局。华平投资正在与沙特社会保险总会(General Organization Social Insurance,GOSI)旗下的投资管理机构Hassana投资公司(Hassana Investment Company)合作开拓沙特市场。沙特社会保险总会管理的资产规模达3,2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华平投资委派高级合伙人维拉杰·索尼主导中东投资业务。
与许多同行一样,华平投资也认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已投资Personetics、CData Software、Contabilizei等AI技术应用企业。但潘建表示,公司无意“押注谁最终能打造出最高效的类ChatGPT模型”。华平投资自身也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体,以辅助判断企业上市时机或筛选符合投资标准的目标。
在漫长的公司发展过程中,华平投资总是要面对外界对私募股权的认知转变。一些私募股权高管抱怨行业被误解甚至污名化。潘建指出,2006年他加入华平投资时,公众尚不了解什么是私募股权,但随着行业的发展,其投资已经覆盖了许多人。这恰好与股市的繁荣同步。当更多人参与股市投资(当前七大科技股在标普500指数的权重达到约30%),部分投资者开始选择另类投资,以实现多元化配置。
如今,当潘建遇见非金融圈人士时,对方或许不知道华平投资的大名。然后他就会提到公司投资的眼保健公司博士伦(Bausch & Lomb)、零售商尼曼集团(Neiman Marcus)、CityMD等知名企业。他说道:“人们马上就会产生共鸣,他们由此就能理解华平投资的行业地位。”
上市目前也不在华平投资的考虑范围。黑石集团(Blackstone)、凯雷投资集团、KKR、阿瑞斯(Ares)、EQT、CVC、德太投资(TPG)等竞争对手都已上市。但预计华平投资暂时不会跟进。潘建表示:“如果我们认为不上市会在竞争上处于劣势,我们就会重新考量。但现状恰恰相反——继续作为一家投资者优先的合伙企业,正是我们的独特竞争优势。”(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Warburg Pincus, which claims to be the nation’s oldest private equity firm, is facing the future the same way it handled the past—by sticking to its roots. That’s the case even as a new team of young guns take the reins, including 41-year old Jeff Perlman, who became Warburg’s CEO last July. In an interview with Fortune, Perlman said the nearly 60-year-old Warburg doesn’t expect to change into a lender or list its shares or evolve into an alternative asset manager.
Perlman also made clear Warburg won’t be joining the private equity industry’s rush into private credit, which has emerged as the hottest area of investing on Wall Street. While Warburg currently has a $4 billion capital solutions founders fund that it raised last year, the pool provides financing to companies but is not a direct lending private capital fund.
“To be clear, we are most focused on remaining an investor first private partnership,” Perlman told Fortune, explaining that Warburg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adjacent sectors like real estate in Asia or GP-led secondaries.
All of this has meant that Warburg cuts a decidedly unflashy figure compared to some of its Wall Street rivals. But for Perlman and his team, that suits the firm just fine. Warburg has returned $151 billion to its investors since 1971 and carried this out with a conspicuous lack of drama.
Youth movement at Warburg
Wall Street is littered with tales of bitter succession and, in private equity especially, the process of passing the torch has led to some messy breakups. Leon Black spent 31 years as CEO of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but left the firm in 2021 after his ties to Jeffrey Epstein became public. This led to a power struggle at Apollo over who would replace him, Fortune reported, with the role ultimately going to Marc Rowan. Carlyle Group CEO Kewsong Lee abruptly quit in 2022, leaving Carlyle to search for its next leader. (The firm ultimately chose ex-Goldman Sachs exec Harvey Schwartz.) By contrast, Warburg, known for its low-key style, has managed to change its leadership twice without a murmur of dissent coming from its partnership.
Perlman became CEO in July when Chip Kaye, who had led Warbur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tepped back and became chairman alongside Timothy Geithner, the 75th Secretary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Kaye is credited with leading Warburg into Asia in 1994, making it one of the first private equity firms to have a presence there. Perlman, who spent 13 years in Asia, helped expand Warburg’s presence in the continent, which included opening the firm’s Singapore office in 2016.
Perlman, who is young for a private equity CEO, said his ascendence came as part of a broader push by Warburg to elevat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The group includes Vishal Mahadevia and Dan Zilberman, Warburg’s global co-head of financial solutions. Mahadevia also leads Asia private equity for the firm while Zilberman is global head of capital solutions. To help ensure continuity, Mark Colodny and Jim Neary, the co-heads of U.S. private equity, are remaining at Warburg. (Colodny is also a former Fortune reporter.)
Nearly everyone in this group—roughly 10 executives who are nearly all men—joined Warburg around the same time in the early to mid-2000s. All the Warburg leaders are “excited about the next phas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m,” Perlman said.
Kaye, who spent more than two decades as Warburg’s CEO, said handing over the keys to Perlman was “very brand affirming and seamless.” He said the new cohort of Warburg leaders deserved “the same opportunity I had to go see what they could do.”
Small but influential
Warburg’s new leaders are taking charge of a firm that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66. That’s the year that Lionel Pincus and Eric Warburg launched the firm that bears their name, and that has had an outsized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vate equity industry. Warburg launched its first PE fund in 1971 with a $41 million pool of capital—a sum it called in on day one. This is much different from current PE practices, where firms take commitments and call in capital when they need the money. “In those days, nobody trusted their investors,” Perlman said.
In the 1970s, it was Pincus who led efforts to change regulations so as to allow state pension funds to invest in private equity funds, which spurred the growth of the emerging PE industry. In Warburg’s case, it allowed the firm to raise a then-record $1.2 billion fund in 1987, backed by investors that included pension funds of AT&T and General Motors.
“We’re still today the only investor that has more than 50 years of a continuous investing track record,” Perlman said.
While Warburg has worked to stay true to its roots, the firm has gotten bigger. Known for its investments in the fields of technology, healthcar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dustrials. Warburg currently has about 800 employees, including more than 275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that are spread across offices including New York, Berlin, London, Singapore and Shanghai. It has over $87 billion in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nd has invested more than $120 billion in over 1,000 companies.
Warburg has a growth-oriented mindset that allows it to invest in all sorts of deals, including early-stage as well as growth. The firm does take part in buyout transactions, which it calls “growth buyout,” while using debt selectively. One of its most well-known deals was CrowdStrike, the cybersecurity firm. In 2011, Warburg was CrowdStrike’s first investor and remained its largest shareholder until its $612 million IPO in June of 2019. Warburg is a steady performer, providing consistent returns, Perlman said. “We’ve never had to go to our investors and ask for a mulligan, right?” he joked.
A changing perception
Today, Warburg stands as a venerable private equity firm that has weathered several economic cycles, lik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 which put the PE industry on its heels for several year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t led some firms to suspend investments for some months. The end of covid, in 2021, spurred several firms to return to dealmaking, resulting in a record number of mergers that year that were often clinched at high multiples.
The PE industry is still dealing with the aftermath of the 2021 bubble, with many firms unable to exit their deals because of the slowdown in IPOs and M&A. This has made returns harder to come by and caused PE IRRs to come under pressure. Buyout funds have generally outperformed public markets, but returns for 10-year pools have fallen by three percentage points in North America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according to Bain’s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2025.
Warburg has not been immune to the headwinds of the last few years. Since its founding, the firm has raised about 25 funds in all, including Warburg Pincus Global Growth 14, the firm’s flagship fund, which raised $17.3 billion in 2023, its biggest ever. This was up 15% from its prior fund, Global Growth (technically Warburg’s 13th flagship pool), which collected $15 billion in 2018. Fund 13 is generating a net IRR of 15% while Global Growth 14 produced a net IRR of 20% as of the end of 2024, according to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In private equity, a good IRR typically exceeds 20%. Global Growth 14 is considered too young to critique but the other pool, fund 13, is falling short. Warburg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nds.
Still, unlike many of its competitors, Warburg has been exiting. So far this year, the PE firm has sold three companies in three different sectors. Clearlake Capital earlier in March bought Warburg’s stake in ModMed in a deal that valued the healthcare tech SaaS company at $5.3 billion. Warburg also agreed to sell heat pump maker Sundyne to Honeywell for $2.16 billion. And, in February, Warburg completed the sale of its stake in broker dealer Kestra to Stone Point Capital.
No IPO right now
Warburg has also evolved since its founding and, while it plans to stick to private equity investing, it also expects to focus on capital solutions, real estate in Asia and GP-led secondaries.
Another area of growth may come from the Middle East where Warburg already has a presence. The firm is partnering with Hassana Investment Company to invest in Saudi Arabia. Hassana is the investment manager of General Organization Social Insurance, or GOSI,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ension funds with about $320 billion AUM. Warburg has tapped senior partner, Viraj Sawhney, to lead investing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Like many, Warburg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AI and has been betting on companies using the technology, including Personetics, CData Software, and Contabilizei. But the PE firm has no interest in “trying to predict who’s going to end up as having the most efficient ChatGPT equivalent,” Perlman said. As a firm, Warburg also uses AI, building agents to help it determine when companies might come to market or helping to find businesses that fit their investment criteria.
Over the course of its long history, Warburg has had to navigate shifting perceptions of private equity. Some PE executives have complained that the sector is misunderstood and unfairly villainized. Perlman notes that when he joined Warburg in 2006, people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private equity was, but as the industry has grown, the firm’s investments have touched many people. This coincides with a rise in the stock market. And, as more players are investing in the stock market, and with seven tech stocks currently comprising roughly 30% of the S&P 500, some investors are seeking out alternatives as a way to diversify.
Now, when Perlman meets a non-finance person, they might not know the Warburg name. But then he mentions some of the well-known businesses that Warburg has invested in including eye care company Bausch & Lomb, retailer Neiman Marcus and CityMD. “Immediately it resonates. They understand who [Warburg] is on that front,” he said.
When it comes to an IPO, that’s also off the menu for Warburg. Many of Warburg’s rivals, including Blackstone, Carlyle Group, KKR, Ares, EQT, CVC and TPG, have gone public. Don’t expect Warburg to join the trend right now. “If we felt we are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by not being public, we would need to revisit. I think the opposite is true today – I believe it’s a real distin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us to remain an investor first private partnership,” Perlman s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