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并简化认定情形,不再对再婚夫妻之前生育的子女进行合并计算,同时将生育假由30天延长到60天。根据相关法律,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难产等情况适当延长。这也就意味着,上海女职工的产假与生育假相加,生育期间,可有158天假期。
生育意愿体现的是关乎“前景”的判断,是一个数以十年计的长期综合考量。假定其他条件不改变,延长3个月带薪假期的法令,能让育龄父母对于“前景”的看法出现什么变化?
最近的社会学研究结论说,中等收入家庭(数据层面的工薪阶层)生育一孩会使母亲的工资率(整个劳动年龄阶段)下降7%;生育二孩工资率下降16.8%,就业机会下降9.3%。而对于高收入家庭则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结论说出了三个事实:
首先是,在现代社会里,生育子女带来的成本是非常长期的。如果我们就按7%的工资下降率(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因生育未能升职、未能及时加薪,或技能生疏等),以及工作30年来算,一孩带来的平均工资下降成本折合25个月。这里还没有考虑养育子女的成本。
相比之下延长3个月的带薪假期,仅是一个短期且次要的收益。即便个体无法精确计算,但这样巨大的差异人们自然会形成理性预期。
除此之外,个体家庭眼中的短期弥补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却是长期的、巨大的成本。因为企业的运转是无法停顿的。诺奖获得者图洛克曾说,政策让企业买单就是慷他人之慨。考虑到社保扣除等因素,员工成本本身就要比工资支出高20%,加上人力运转的连续性,即便政府愿意分担一部分成本,企业也一定会有“对抗”策略,何况就业岗位并不是那么充裕。
最后,政策对不同人群会形成不同的激励。高收入家庭由于可以不去“亲自带娃”,可以尽早投入工作,且在工作中的功能短期内不容易被取代,几乎不受政策影响。公职人员群体则没有市场规则下的压力,或许是更愿意生育的,延长产假的激励因而是有效的。但他们毕竟是人口中的少数。
因此,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政策,对于庞大的工薪阶层来说,他们可能因此更不敢生。那么,政策的效果和政策的意图可能会背道而驰。韩国日本的实践经验似乎已经验证了这个不幸的事实。
归根结底,生育是关于长期前景的判断。如果不能让绝大部分人觉得还有希望和机会,如果不能让他们相信下一代会比当下一代活得更好,如果丧文化、躺平文化、颓废文化继续成为流行,就没有什么政策能够逆转生育意愿的疲弱。(财富中文网)
作者张林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评级机构研究员。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财富中文网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徐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