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晚，一辆小米SU7在安徽铜陵的高速路段撞上隔离带的水泥桩，其后发生燃烧，车上3名大学生全部死亡。一桩悲剧，如同滴落水中的一滴墨，瞬间扩散在公众的想象中——“智能汽车”、“新势力造车”、“自动驾驶”“遥控模式。这些技术名词与血肉之躯交汇，背后隐含的，是整个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当技术以“速度”为美、以“智能”为荣，我们是否忘记了最基本的“可控性”和“伦理边界”？

我们不能仅把这起事件视作一次产品误用或驾驶员疏忽，而应从中透视出更宏大的现实张力——技术系统的复杂化与社会系统的滞后之间，正在张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不是一辆车的事故，这是“未来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次断裂。

技术幻觉与资本叙事的联盟

所有关于“智能”的叙事，其实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是一种资本驱动的“叙事性现实”。从特斯拉开始，到蔚来、理想、小鹏，再到今天的小米，所有新势力造车品牌，都在构建一种未来主义叙事——即我们正进入一个“机器代人”的新时代，而他们正是引领者。

这不是技术真相的传达，而是一种幻觉制造术：把不成熟的辅助系统包装成“智能代驾”；把实验室中的功能命名为“全场景自动泊车”；把人类的幻想变成广告语言。这种幻觉依赖两个条件：公众的技术焦虑，以及资本对“速度+规模”的偏好。

而小米作为一家科技巨头，其跨界造车行为本身，就夹杂着极强的“资本信号”意味：雷军高调发布会、手机思维移植到汽车工业、供应链的极致压缩……它更像是一次“工业+叙事”的联姻。

但问题在于，技术幻想可以虚构，生命不能被消费。如果我们把汽车的本质理解为“生活中的机器人”，那么它对人类生活的侵入程度，远超手机、电脑等其他消费电子。这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延迟满足的技术伦理”——即在真正安全可控前，必须压抑对“炫酷功能”的冲动。但今天，这种伦理已经被市场的加速逻辑吞噬。

“人类责任”的外包困局

小米的车祸事件之所以引发巨大反响，还在于它暴露了一个根本性的张力：人类对机器的过度信任，正在逐步卸载自身责任。

从用户视角来看，他们被告知“这是一辆智能汽车”，他们看到宣传视频中“车能自己开、能自己泊、能自动召唤”，自然会将这种“技术形象”内化为安全承诺。然而当事故发生时，车企却退回到冷冰冰的法律免责声明中：“所有功能需人监督，仅为辅助。”

这就是“责任外包”的典型机制：企业利用技术模糊性，收割用户信任，但在出事时，却把一切推给“使用不当”。换句话说，消费者承担了系统不成熟的风险，却没有任何控制该系统的权力。

更可怕的是，这种机制并非偶然，而是整个AI时代的普遍特征。我们已经看到AI算法在招聘、信贷、医疗等诸多领域做出关键性决策，但真正“负责任”的人是谁？系统出错时，谁来承担后果？这不是一辆车的问题，而是“人类责任机制”的整体危机。

制度真空下的“算法政治”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权力是“标准化+制度约束”，那么今天的智能时代，则是“黑箱化+技术垄断”。智能汽车的事故不仅是工程事故，更是制度事故：我们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尚未为“人机共治”的新现实做好准备。

在美国，NHTSA（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已经逐步推出对L2以上自动驾驶系统的事故报告机制，要求车企上报所有涉及“高级辅助驾驶”的交通事故。欧洲也在推动“可解释AI”的法律框架。而在中国，这方面仍存在巨大制度真空。

最具风险的，不是技术不成熟，而是监管体系对技术权力的“失语”：我们甚至不知道一辆车究竟具备何种自动驾驶能力，不知道系统是否记录驾驶状态，不知道功能命名是否被“营销化误导”……

这其实已经进入了“算法政治”的范畴——谁定义“智能”？谁控制数据？谁拥有责任话语权？在制度缺席的状态下，技术公司就是事实上的立法者、法官和执行者。

这不仅威胁个体安全，更将侵蚀整个社会的公正感与信任机制。

智能社会的“认知断裂”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认知断裂”时代——系统越来越复杂，公众对其理解却越来越浅。

大多数普通用户对智能汽车的功能理解，停留在宣传片与社交媒体的碎片中。他们以为“智能”就意味着“安全”，以为“自动”就等于“无忧”。而事实上，系统设计的边界、风险提示、容错机制，远比一个广告复杂得多。

这种“认知断裂”一旦与生命安全绑定，就会变成致命的“信任灾难”。这不仅会击穿消费者对某个品牌的信心，更会动摇整个技术社会的信任基础——公众将不再相信“新技术”，而这种不信任一旦形成，将以极高代价进行反噬。

我们正在靠“模糊宣传+技术压榨”推进智能化进程，但没有同步推进公众素养建设。这是对未来的极度不负责任。

转向“深度人机共进”的文明分水岭

如果要从这场事故中看到某种希望，那就是：也许它可以成为一次“文明反思的契机”。我们要从“技术狂热”转向“人机共进”，从“工具崇拜”转向“责任重构”。

这不是技术层面的补丁，而是思维范式的转向：

在设计上，应推动“强约束的可用性”，而非“炫技式自由”；在制度上，应构建一整套人机权责分离的监管体系；在社会层面，应建立针对AI和智能系统的基础教育机制；在伦理上，应推动一种“算法谦卑主义”——技术不是万能，也不应装作万能。

我们不该再问：“我们还能做出多智能的车？”而应开始问：“我们是否准备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智能社会？”

下一次，代价会更高

这次，是小米SU7。下一次，可能是飞行汽车，可能是无人出租车，可能是AI诊疗系统。技术的进步从不会停止，但人类的制度、认知与伦理，常常会落后。

当我们在兴奋地谈论“新质生产力”“中国智造出海”“工业4.0”时，也许更该花些时间问一句：我们是否已经建立了足以承载这一切的文明基础？

技术不是终点，而是试炼。我们是否能够从每一次事故中，真正走出“升级打怪”的思维，转向一场关于人类自身的深度更新？

如果不能，那么下一次，我们将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且可能，不再有“下一次”。（财富中文网）

作者王衍行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前副秘书长、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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