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抢着给政府还钱的逻辑

    每年春天中国两会召开之际，都会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议向国企征收红利税甚至是暴利税，自然，这些提议不仅在两会上遭到国企代表的抵制，代表政府管理国企的国资委官员往往也会在事后解释这些提案如何不具有可操作性。

    往年，听了国资委官员的分析，我往往还会觉得有些道理。但今年目睹着美国“国企”们像打了鸡血一样给联邦政府还钱或付股息，我突然忍不住想说出那句自诩为深刻观察者的我不愿意说的话，“你看看人家”！

    “两房”在危机中承蒙政府支持了1880亿美元，而到2013年7月，两房累计以股息的形式向美国财政部上交了1320亿美元。其他的，如通用汽车、大通银行、美国银行和克莱斯勒也在比着还钱。其中最有趣的是通用汽车，其寻求破产保护时承诺的还钱时间是2015年，而还在2013年，日子刚好过不久，该公司就急着还钱，还放出话来，在重新成为公开上市公司之前，欠着政府钱的账面盈利没有意义。

    对比中国央企抵制“红利税”的情景，美国资本家和国企高管的自觉让人感慨。

    那么他们着哪门子急还钱呢？

    首先，政府在扶持这些企业时，包括扶持两房这样的“国企”时，有明确的约定。看起来是在救市，但对于如何还钱，早就打好了算盘。以支持两房换取优先股为例，简直是天下最划算的买卖，又能以股息形式收回投资，还净赚了对两房的控股权。

    但其实，通过对两房和通用的控股权来获益，并非是奥巴马政府的目的，而向来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共和党当然就更不会贪这个利。奥巴马政府希望的是通过救市和随后的控股充分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两房和通用等企业最不愿意看到的，企业是企业，政府是政府，就算是国企也要楚河汉界分个清楚。所以宁肯放弃账面盈利，也要着急还钱，就算不能赎身，至少也不欠“人情”。

    在这里，对比一下中国央企老总们纷纷变成省长的情况，我们也就明白了何以中国红利税难征了。

    而急着和政府撇清关系，并非意味着两房这样的“国企”就要以增强企业竞争力为借口放弃其承担的“国企”义务。1970年代国会批准设立两房时，其基本责任就是帮助解决贷不到款的夹心工薪层能贷得上款买房、稳定住房金融市场。如今这两项义务已经深深注入到两房员工和管理层的心中。听在房地美工作的一个朋友讲，其承担一定风险来帮助资信低（但不是还不起钱）的工薪阶层贷上住房贷款的使命一点都没有因为危机而改变。

    但履行这本来的法定义务是一回事，因为债务被政府套牢、替现任政府执行特定政策目标又是一回事。

    急着和政府漂清关系，也并非是资本家们要给自己大签支票，发奖金了。两房的CEO年薪不过几十万美元，中层管理层平均为20万美元，这种状况多年来没有改变，只是以前以年终分红形式给，现在为了透明，直接给到了工资里面。而相对较低的薪金并没有妨碍他们吸引人才。因为相对稳定、相对华尔街投行工作压力较小也是很多精英人士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企业自身还急着还政府钱、撇清关系干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契约意识深入人心，守约精神贯穿了一切商场和职场逻辑、并成为构筑商业伦理的基础时，不论是国企、私企、还是借了政府钱而临时成为国企的私企，都愿意尽快履行约定，尽快回归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国企与私企所不同的，也主要是前者的契约中本来就包含了为特定公共目标而服务的约定而已。

    作者为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美国康乃尔大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