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柯林斯谈最新著作
问:动荡时期的管理是时下商界领袖最为关心的话题,但您和合著者莫顿•汉森早在2002年就将此选作研究重点。当时是什么导致你们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答:当时,我们认为,成长于20世纪下半叶的国家,比如美国,或莫顿生活的挪威,会给人一种虚假的稳定感,而这种稳定将一去不复返。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一个人有多少次是在发展正常、日益繁荣的年代,在看似安全的世界强国中长大成人?在人类历史上,公元前500年的古埃及、希腊,19世纪的罗马帝国和英格兰等国家——以及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如此辉煌的时期是非常少见的。通常情况下,这些辉煌将不会重现。我和莫顿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动荡不安的时代,而且这种情况将持续很长时间。而这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最主要的特点。我们希望探索出一条道路,即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中成就卓越。
在您的研究中,给出了大量出人意料的公司调查结果。这其中最让您惊讶的是什么?
这其中的确包括大量出乎我们意料的结果!而这正是一个好的研究能带给人的乐趣。有个让我又惊又喜的发现,我们称之为“发射子弹,然后发射炮弹”。要是回顾起来,每个成功的企业或创新性产品似乎都是一往直前,不断创新,但是回顾性的偏见具有欺骗性。例如,通往iPod的道路是一个多步骤的重复过程——首先是“发射子弹”,从而在下赌注之前进行实验型认证(发射炮弹)。除具有远见卓识的天才之外,谁会在混乱的世界中,预料到经验主义的创新,从而对10X成功企业(柯林斯对研究中成功企业的特定称谓——译注)给予更好的诠释?这就是它的美妙:这完全可以学会。”
你们所谓的成功企业通常会对传统的管理思维嗤之以鼻。在您看来,目前流行的哪些管理理念是非常危险的?
认为结果主要是由偶然事件或不可控因素决定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有一个思想派别逐渐兴起,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在体育馆投掷硬币,当背面朝上时他们才能坐下,假定结果完全出于偶然,那么在投掷10次硬币后,只有一小部分人仍然站着;以此观点推断,那些创建10X成功企业、或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可能只是那些碰巧连掷10次或20次硬币,且碰巧次次都正面朝上的人。在金融领域中,这种说法可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创建保持领先优势长达15年或更久的行业领头羊企业来说,这种观点不但错误,而且越来越缺乏理论依据。接受我们研究的公司对偶然事件及复杂的不可控因素几近疯狂,但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并对自身的选择和表现完全负责——跟投掷硬币的结果毫无关系。
人们从内心深处都倾向于夸大运气的魔力。成功的经理人是如何避免这一点的?
经理人的成功与运气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好运气帮助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会将成功归功于好运气,虽然毫无疑问,其他人同样也拥有好运气。但是,如果他们运气欠佳,他们仍对自己的表现负责。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坏运气接连出现的可能性。这恰恰可以解释他们的怪异做法——保留大量的现金和保守的资产负债表。
您的一个核心观点在于,无论时局好坏,成功的企业总能保持一个稳健的发展势头——这正是您的20英里征程(20-Mile March)理论。但是,如果经济停滞或衰退持续数年时间,比如在现在的大背景下,要想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似乎不太可能,成功的企业会如何应对?
显然,10X成功企业领导者不会承认外部因素是导致他们无法实现20英里征程的原因。比如,英特尔公司(Intel)在其长达三十多年的征途中,实现了摩尔定律(Moore’s Law),(使每一年半到两年的期间内,每个集成电路部件的复杂程度增加一倍)。尽管20世纪80年代整个行业遭受灾难性的衰退,戈登•摩尔和安迪•格鲁夫依然没有将外部因素作为他们征途失败的“原因”。
当您研究成功的经理人特点时,他们有没有提出哪些是他们的优势呢?
我们研究过的最佳领导人,不论男女,都因第五级抱负(Level 5 ambition)而与众不同:对比自己设想过的规模更大的企业或事业,他们具有非常远大的雄心壮志,为更高的目标注入自信和足够的意愿,从而使雄心壮志成为现实。此前我写过的女性领袖中,有四个都具有这个基本特质:为美国而授业(Teach for America)的温迪•柯普(本人选出的十年中最伟大的企业家); 拯救施乐(Xerox)于危难之中的安妮•穆卡希;20世纪十大CEO之一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凯瑟琳•格拉曼;以及重振《女童军》(the Girl Scouts)的福朗斯•赫思本,她现任领导与领导学会(Leader to Leader Institute)CEO。
您的每本书都是对上一本书籍中问题的解答。您能透露一下未来著作的方向吗?
我接受了为期两年的任命,担任美国西点军校(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领导力研究(the Study of Leadership)1951班(Class of 1951)的教授,从2012年起,我将每年数次往返于原石城的实验室与军校之间。这些年轻的学生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和激励我。同样,我也会受到在社会企业工作的年轻人的鼓舞,如那些“为美国而授业”(一家社会企业)的成员们,以及年轻的教会领袖。我估计,下一个吸引我的问题灵感可能来自于这些前途光明的年轻人。
翻译:乔树静/汪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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