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能勿劳乎？

    养育孩子像是驾驶时速超过200公里的赛车，非常高难度的工作，大多数家长居然没经过任何培训就上车了。家长们都知道溺爱孩子不好，可究竟为什么不好，怎么区分溺爱和爱，怎么在行动上划清界线？家长们说不清，也很难做到。

    政府对待企业，也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需要爱，更需要划清爱和溺爱之间的界限。

    还好，有众多的专家帮助政府出主意，大多数的政府是培训上岗的。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经济学家们对政府的行动边界提供了指导意见，这些意见可以帮助政府在溺爱和爱之间划出大致的界线。当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是否伸出救助之手只有一个核心参考指标：失业率。只有预期失业率超过潜在失业率的时候，政府才应该采取行动。如果仅仅是经济增长率下滑、企业和金融机构盈利恶化甚至破产、结构性失业增加，并不需要政府采取行动，除非这些现象预示着失业率将迅速攀升并超过潜在失业率。

    为什么只看重失业率? 失业率超过潜在失业率，是资源的浪费，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政府在这个时候采取恰当的刺激措施是在弥补市场缺陷。从效率和公平角度看，政府这么做都能成立。经济增长下滑、企业和金融机构盈利恶化甚至破产，或者是结构性失业增加都不能构成政府出手的充分理由，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恰恰是市场发挥功能的重要体现。经济学家熊彼特发明了一个词叫“创造性的破坏”，中国人常说“不破不立”。正是因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以及工人的失业和再就业，才会发生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改善。如果就业市场无大碍，意味着资源基本得到了充分利用，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某些企业或者行业，同时也是在歧视其它没有被帮助的更有潜力的企业，既不公平，也破坏了效率。

    中国似乎不太看重就业。迄今为止，中国没有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宏观经济学家很少会用到就业率数据，专门从事劳动力市场研究的专家也说官方发布的就业数据不好用。对政府而言，数据缺失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意愿不强。以往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中，就业问题没有被放在核心位置上，没有成为政府行动的风向标。

    中国更偏爱参考多指标体系，如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工业企业利润、进出口、金融机构健康状况等等，也可能包括对个别地区就业数据的抽样调查情况。参考多个指标并不意味着不把就业放在核心位置上。其它国家的宏观经济当局也不会只看着就业，而是同时紧密关注诸多宏观经济指标，特别是那些先行于就业率的指标。如果有些指标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就业市场的变化，根据这些指标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的做法更加可取，最终的目的还是合理的就业水平。但是中国根本就没有花力气去做高质量的就业数据，而是把大量的资源用在其它统计指标上，这足以说明参考多指标的立足点并不是就业。

    经济下行阶段，中国的多指标体系往往是立足于企业效益。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这么多的领导人深入基层、深入企业。一旦经济数据不尽人意，大面积的地方调研活动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就开始了，重点是为企业排忧解难。紧接着，各种政策出台，有些是为了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有些是为企业产品提供销路。这么做的道理很直观，企业效益好了，经济增长、税收、金融机构、居民收入、就业都好了。

    现实没那么简单。政府帮助企业，很容易沦为家长溺爱孩子的结局，政府和企业双输。所有的企业都在市场上竞争资本和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大量的非自愿的劳动力闲置，政府出面的实质效果是企业/行业之间的竞争力转移和利润转移，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财富转移。更糟糕的是，这些转移的代价往往违背了效率和公平原则，最终不仅没有在整体范围上帮助企业，还会拖垮政府。

    孔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对这句话有两个解释，正解是把“劳”理解为“犒劳”，句子里遗漏的主语是君王，整句话的意思是君王应该回馈臣民。曲解是把“劳”理解为“辛劳”，整句话的意思是爱他就不要怕他辛劳。对政府来说，这句话的正解和曲解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