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下坡路上。2012年2季度的GDP同比增速降到了7.6%，创下了三年来的新低。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最近很受欢迎，他们列举了一大串中国经济将大幅减速的理由：外部经济环境持续低迷、人口红利消失、改革红利消失、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下降、企业和金融机构进入去杠杆化周期、中产阶级无力扛起消费大旗、政府隐性财政沉重等等。
不管这些悲观的理由站不站得住脚，政府已经等不及要行动了。政府定的经济增速目标是7.5%，2季度的增速已经临近目标，不能再往下了。消费难指望，远水解不了近渴。要想短期内取得成效，还得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
政府投资有难处。三年前留下的伤疤还没好：一连串的项目，一连串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连串的潜在银行坏账，中国银行业从此背上了大包袱。2010年中期以后，政府花大力气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好不容易才见了效，把地方融资平台的数目和贷款降了下来。如今，政府又要刺激经济，按照老的套路，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做媒人，银行出钱。这样下去，银行业以后的日子没法过。
经济学家也有话说。别看中国的GDP增速高，背后的代价更高。一般国家多是拿当年GDP的10~20%用于投资，收获3~4%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是拿当年GDP的40~50%用于投资，收获9~10%的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的投资占GDP中的比重超过50%。这么多投资砸下去，形成的产能谁来消费？没有消费的最终支撑，投资价值何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投资占GDP中的比重无论如何不能再增加了。
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些既不会增加未来的银行业风险，又不会造成未来的产能过剩的投资。这样既缓解了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下滑，而且没有后患。放眼望去，这样鱼和熊掌兼得的投资项目不在少数。
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有一份研究，他发现在1989~2004年期间中国的人均医疗供给基本没有增长，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其他的消费品的产出都有较快的增长。1989年，每千人床位数为2.28个，每千人医生数为1.52人。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千人床位数从2.28个稍微上升到2.33个，而每千人医生数则从1.52人下降到了1.47人。由于拿不到最新的数据，邹至庄教授使用的数据旧了一些。但2004年至今，中国的医疗体制没有根本性变化，医疗供求矛盾依然突出，大家经常抱怨的医院排队和服务差也是由此而起。
医疗行业只是中国式供给短缺的一个缩影。糟糕的空气、不安全的食物、畸形的教育、拥挤的交通、不保值的金融服务等等，单子可以拉的很长，这些都是供给短缺的表现。中国国民自信心在过去十年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一提到这些领域，我们不得不垂头丧气。这些与民生最贴近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做不好，火箭发射的再远有什么用。
通过增加投资改善供给，是解决中国式短缺的必由之路。政府要做角色转换，不能像现在这样自己干不好还不让别人干，也不能光是嘴上说着鼓励非公发展的三十六条但没有实际行动。政府角色转换的任务越来越迫切了，按照老的套路再走下去，银行坏了，政府财政跟着坏，政府会面临危机。
政府投资也很重要，但是要花聪明钱。日本20世纪60年代修的地铁项目，就已经是四通八达的地下城，大的地铁站有几十个出口，与周边人流密集的建筑无缝连接，不仅方便了乘客，小商小贩也从地面移到了地下，让地面更加漂亮。再看看我们21世纪的地铁，地铁只是地铁，无论地面上的需求如何，永远是 ABCD四个出口。地铁还不算是差的，路修好了没人走，桥修一半就塌的项目也不少。应该拷问一下拍板项目的领导，当初是怎么设计的，是不是应该从他们家的存折里扣一些钱贴补银行里的坏账。
只要想办法，政府花聪明钱的地方很多。花几十个亿送失业工人到学校读书，到国外读都行，这比几百个亿的大项目能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再花多点钱到老弱病残及穷人身上，虽然赚不到GDP，但是赚得到百姓对国家的信心。最重要的一点，多数时候，减税比政府直接花钱投资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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