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爱说的话是，“2012年大选对于中产阶级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他说的不对。米特·罗姆尼喜欢说：“总统及其政策让美国人民的日子更难过，也让中产阶级的日子更难过。”他是在回避这个问题。11月6日之前，我们还会听到更多、更多有关中产阶级的竞选废话。所以，我们必须在让这些说法淹没之前弄清楚中产阶级的实际困境、收入不平等现象，以及总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中产阶级不高兴的现状，很可能将成为大选中的核心问题。美国中产阶级很愤怒——他们如今仍然面对着高失业率和收入不变等问题，而公司老总和投行经理们却在经济衰退期间小受挫折后又开始大把捞钱了。中产阶级是选票大户，所以两党都编造出一套套的说法，说中产阶级的悲剧是对方的过错。民主党称，衰退始于布什任期，是由共和党的挚友、富得流油的银行家们造成的。共和党则说，是奥巴马束缚了有能力创造就业的私营部门，但却主张“扩大消费、增加债务、加强政府监管”，这是罗姆尼的说法。

    这两种说法其实都与中产阶级的悲惨现状关系不大，因为这种情景早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出现之前便开始了。广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在20世纪大部分年头里缓慢、稳步增长之后，已有20多年没有任何变化了。原因何在？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但最靠谱的观点是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在一系列文章和一部名为《教育与技术的竞赛》（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的专著里提出的。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会不断要求劳动者提高技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劳动者做到了。在1900年，很少有人上完初中后还待在学校里：到1970年，绝大部分的人读完了高中，许多人还进了大学。美国劳动者当时成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并且因此得到了回报。

    后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的受教育水平不再上升。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在1969年达到77%的最高水平后，便一路下降至69%左右；大学入学率也停止了增长。美国经济始终需要更多的拥有先进技能的劳动者，可是我们却不再增加提供量了。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强制要求国民接受教育，从而使美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从世界第一跌到了中等水平。结果是：少数拥有先进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吃香，而广大中产阶层的收入没有增长，甚至还下滑了。

    随后便每况愈下。信息技术革命对高工资劳动者是大好事，因为它提高了这些人的效率：一位在办公桌上放着三台屏幕、口袋里揣着iPhone手机的企业高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信息技术对低工资劳动者的伤害不大，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干的是固定地点的工作（比如在餐厅里做饭、灌注混凝土等），换了地方就干不成了。可是，信息技术使中产阶级的工作流失了：软件取代了日常的后勤办公室工作，信息技术整合了供应链，从而使制造业的工作可由海外的低报酬工人来承担。

    我们都清楚，问题不是什么。问题不是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中受到了沉重打击——也就是说，即便衰退结束了，照样救不了中产阶级。问题也不是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加剧了，因为衰退期间工资差距并没有增大；收入最高的群体在衰退期间普遍受到的打击，甚至比中产阶级的遭遇还坏。问题在于，中产阶级没有提供世界所需的新技能。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20世纪初期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我们通过改造我们的教育制度再度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主要是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任务，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职责。这首先是文化上的变革。历届总统都能为此发挥一点作用，但作用并不大。

    我们在即将举行的大选期间会听到无穷无尽的聒噪，但是作为选民，我们必须咬着牙提醒自己：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要做的，而且主动权大多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译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