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高等教育与就业

    根据前不久发布的一份《2013应届生求职反馈调研报告》显示，2013年应届毕业生已经签约的人数不足三成，大学生就业形势依旧严峻。面对年年攀升的学费和年年降低的毕业生起薪，过去上大学就等于过上体面生活的社会基调已经改换成了毕业等于失业的无奈。

    但在严峻的形势下，毕业生找工作呈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二八”分布，即有两成左右的求职者获取了近八成的offer——985高校的应届毕业生中求职成功率较高，有68.7%的应届生获取了企业offer，；在211高校应届毕业生中，超过半数尚未获取offer；而在普通高校应届生中，则有74%尚未获得offer。很明显，在残酷的就业市场上，一流大学的品牌效应要远远大于普通大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格局？一方面，严进宽出的教育形态使得无数挤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失控于大学宽松而闲散的环境，而高校系统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或者训而不督，或者督而不导，从而形成四年大学读完却恍然一无所学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对专业课的忽视和对现实的追求，直接导致上大学和拿文凭挂钩、学知识脱钩。

    另一方面，在几所名牌大学喊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声中，其所获得的财政支持和非重点大学相比，数目无疑是惊人的。虽然在名牌大学也存在着上述教育模式上的缺陷，也会出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新闻。但是必须得指出的是，由于先天占据着较高的教育地位和社会认可度，就读于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所学习并积累到的社会资本要远远优于一般大学，找不到工作的现实更多是来自于他们对工作及薪资的高期望。而反观普通大学，在“大学生”已经泛滥的今天，为了实现教育产业化的目标，不仅自降标准广招生员，而且违背教学规律，任意设置课程和院系，教育质量明升实降。分明是在水产研究、地质研究上有专长的学校也大量开设金融管理课程，造成同一领域毕业生的就业大撞车，人为制造就业难度。长期来看，受马太效应影响，名牌大学与非名牌大学之间只会愈发失衡发展。

    教育公平及其影响的问题也曾在美国被提出。美国《时代》杂志曾有一篇封面文章《谁需要哈佛》（Who needs Harvard），该文就明确指出，进入哈佛之类的长青藤学校已经不再是美国学生的唯一道路，更多的美国学生开始去选择更加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环境，比如以法律为专长的学院，和提供宽松艺术环境的社区大学。这种改变，受益于教育质量在公立学校的大幅度改善。在美国，严谨的教育体制使得终身教职在超一流大学里更新周期缓慢，很多优秀的学者长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终身职位，于是慢慢散布到其他非名牌高校就职。他们不仅为学校带来了学术上的号召力，其所培养的青年学子走上成材之路后，个人捐款亦流回母校，作为引贤资本。如此良性循环之下，美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得到提升，校际差异只是体现在学校之间的特色差异上。

    在香港，尽管也存在着读书功利化的倾向，法律、医学、经济等学科是香港大学生中最热门的专业，最讲究最大投入产出经济效应的香港人，总期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当医生、做律师或者跻身银行界，但是反观香港大学的教育目标，则更多的专注于对学生的通才教育以及通识教育，培养大学生在学习书本之知识同时，造就适应社会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香港政府对于香港八所主要大学的财政补贴基本是在平衡的基础上各有所长，由专门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根据各所院校学术发展的实际规划，以三年期的经常补助金形式资助学校与学术有关的管理工作，并且规定每所大学必须自筹一定数目的教育款项支持学校未来发展。在此一政策的刺激下，各所大学为了学校在国际上的声誉，必须更加倾力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和未来社会适应能力的锤炼，因为这些学子必然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精英，他们个体的发展和在社会中所产生的集群效应必然反过来影响学校的口碑以及决定学校所筹款的多寡。在此良性循环之下，香港各所大学均大量开设各种社会实践课程以及暑期赴外实习团，帮助学生扩展国际视野，尽早融入激烈的社会竞争之中。也因此，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加入到留学香港的大潮中，并且曾一度引发一场北大清华港大中大谁更好的大辩论。

    受美国和香港的启发，中国内地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应该更专注于平衡名牌大学与一般大学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依靠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塑造每所学校的特长，而非人为地打造精英学校，拉大高校之间的公平教育鸿沟。（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