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者邵逸夫
时间不留情面地带走一位又一位历史的见证者,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和对历史本质的迷茫不解。
2013年刚过,107岁的邵逸夫在家中去世,在华人世界中,迅速引起集体性的哀悼和追思。
大众总是把激赏的目光投向远方,却常常对身边的风景浑然不觉。当“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这样的问题成为时髦时,又有多少人真正关注和理解本土的创新者和创业家?
当邵逸夫去世成为一桩“新闻”之际,我们是否又有勇气扪心自问,“中国大陆能不能出下一个邵逸夫?”
邵逸夫,这个出生于1907年的“生意人”,代表了一种我们业已断裂、遗落的道统。
邵逸夫这个名字,为广大中国人所熟知,多半是因为邵逸夫在全国各地捐赠修建的“逸夫楼”。然而,“逸夫”并非原名,而是名号。邵逸夫祖籍宁波,父辈迁往上海经商,他原名邵仁楞,属于家族中的“仁”字辈,年幼时希望将来过一种安定静逸的生活而改为“逸夫”。
但生活并不如愿。1924年,邵氏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进入电影业。邵逸夫中学毕业后前往新加坡,辅佐三哥邵仁枚开拓南洋院线市场。为了突破当地院线封杀,邵逸夫别出心裁,推出流动放映车,在乡间巡回放映电影。邵逸夫的英文名叫“runrun shaw”,“runrun”一名就是出自在新加坡乡村奔波放映影片的这段辛酸经历。“逸夫不成,成了跑跑”。
有趣的是,逸夫与“run run”,这两个风格迥异的名字,恰恰体现了邵逸夫身份的两种特质。
一百年前的中国商人,有这样一股精神风貌。他们注重规矩,信守契约;他们以慈善为积德,而非跳板;他们心怀传统,着眼未来,不为眼前的蝇头微利而至大义不顾;他们也不在乎生意的大小,而是看中市场的缺口和落差;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独到的眼光和积极的奔走,总能在小生意中开创大天地,所以人们称之“大亨”或“大王”,乃是出于对这种开创精神的尊敬与推崇。如开面粉厂和纺织厂的荣德胜、荣宗敬兄弟“在衣食上统一了半个中国”,如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开创了香烟产业和“红双喜”这个至今犹存的香烟品牌。
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史可谓坎坷重重,而被战乱和时局所迫背井离乡的商人们,却在另一片天地延续了传统的气脉。与郭得胜、包玉刚、董浩云等同时代的移民企业家一样,邵逸夫身上既有传统的一面,又吸收西方先进理念,打造出“邵氏”和“TVB”的“影视帝国”。
邵逸夫总是能从细枝末节中嗅到商业机会,进而以商业化手法打造熨帖如水的产品填补市场空隙。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加坡时期的“流动放映车”,迎合华侨移民欢迎的乡土题材的粤语电影,香港时期的古装剧、黄梅调和武侠剧,代表了邵逸夫立足传统进行内容创作的特质。而在生产方式和包装手法上则吸收西方的市场化做法,以美国好莱坞的影片制作模式为蓝本,推出“片场模式”和“造星策略”,将香港电影业从作坊成产推向工业化制作。
邵氏“片场模式”和“造星策略”打通了电影产业链生产、制作、发行的上下游,建立了一个封闭的商业生态系统。这种今天见诸于苹果、Google的商业模式,在当时便发挥了令同行骇然的威力。以至于在许多年间,香港观众看什么,乃是由邵逸夫一人来决定。
孟子云“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行”。邵逸夫清楚自己能干什么,擅长什么,不擅长做什么,所以他做电影、做电视,却不粘手来钱更快的金融、房地产;老式生意人懂得做事和做人的边界与底线。尽管和陆云涛、邹文怀、何冠昌等同行在商场上惨烈争斗,在进行拼价格、抢题材、抢明星的恶性竞争的同时,却能留有一份缓和的余地,在商业和法律的边界内进行竞争。
当邹文怀、何冠昌等后辈以更优惠的待遇、更灵活的制度、更多变的手法,进入电影业时,面临人才流失、激烈竞争和模式变革,邵逸夫明白电影业洗牌大势所趋不可强求,所以及时从这个竞争激烈的红海抽身退出,联合利氏家族等香港豪门投得无线电视牌照,杀入竞争壁垒更高的蓝海——新兴的电视产业,从而开创了TVB这条二次增长的“S型曲线”。
当香港电视业趋于开放式竞争,即将投放更多的无线电视牌照的时候,TVB一家独大的“垄断”格局被冲击。城市电讯王维基、电讯盈科李泽楷加入游戏,以优厚待遇到TVB挖人。邵逸夫最后卖掉TVB,而不是传承给不愿接班的子女,也是出于对这个行业的超脱与放手。
邵逸夫身上浓缩了传统商人的精神气质,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老式生意人的局限性。
商业以效率和效益为第一目标。在一个坚固的商业王国中,森严的等级是维护组织稳定性的法宝。它带来快速决策、高效执行、高速生产的同时,也流于专制化,必然会令觉醒者所不满。
邵逸夫名号很多,他却自称“生意人”。生意人以追求商业利益为天职,但因此忽视乃至漠视下属利益的做法是“邵氏兄弟”的制度弱点。不仅驱使得力助手邹文怀、何冠昌自立门户,还错失李小龙、许冠文等一批后来大红大紫的明星投入邹文怀的“嘉禾阵营”。
老式生意人注重道统,这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他们的商业帝国赖以运行的秩序。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成为他们的障碍,阻止了他们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突破。他们以家族为重,却不会为“外人”提供可供预期的上升通道。这种脆弱的雇佣关系,以扭曲的合约制度强硬维持,这是导致邵氏、TVB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也是邵逸夫的局限性所在。
不论如何,这并不妨碍邵逸夫成为一个伟大的开创者。他建立的邵氏和TVB开创了中国近代电影、电视工业的先河;他生产的文化产品、打造的影视明星,融入并丰富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他开创的内容制作、生产方式到推广模式,无不深刻影响当今后世。
邵逸夫这代华人企业家在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架起桥梁,他们的历史使命业已完成。离世的他们虽已风干为“历史的化石”,他们的长处与短板,成功与挫败,商业成就和人生经历,却并未随之凝固;而是像地表下的泉水,总是能在不经意间湿润干涸的“商业河床”。(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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